【简介】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欧阳修论作文（共17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欢迎大家分享。在此，感谢网友“雨淋阴”投稿本文！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 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

【注释】

(1)顷岁：近年来。

(2)孙莘老：人名，字复明，号莘老。

(3)欧阳文忠公：欧阳修。

(4)乘间：乘机，乘着间隙。

(5)尝乘间以文字问之。 之：代词，指欧阳修。

(6)唯勤读书而多为之。之：代词，代指文章。

(7)工：巧妙，好。

(8)患：弊病，毛病。

(9)至：达到。

(10)疵：瑕疵，引申为缺点。

(11)指摘：批评，挑剔。

(12)见：通假字，通“现”，发现。

(13)尝：曾经。

(14)术：办法。

(15)过：超过。

(16)多作自能见之。之：代词，指代疵病 (文章的缺点)。

(17)为：作。

(18 )唯：只有。

【翻译】

近年来孙莘老结识欧阳修，曾经问他怎样才能写好文章。欧阳修说：“没有其它办法，只有勤奋读书多动笔，才能写好。很多人的弊病在于：写作太少，又懒于读书，每写出一篇，就想超过别人，像这样很少有达到目的的人。文章缺点不需要别人指出，只要写多了，自己就能发现。”欧阳修把他写文章的`经验告诉别人，所以显得更加有意味。

【扩展】

11.选出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意思理解有误的一项是( )(2分)

A.尝乘间以文字问之( 拿) B.无他求，唯勤读书而多为之(做，写)

C.世人患作文字少(担心) D.每出一篇，即求过人(超过)

12.用现代汉语翻译下面句子。(2分)

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

13.阅读本文和相关链接材料，请探究欧阳修对写文章的态度。(3分)

参考答案：

11.C

12.文章的缺点不必等待别人来批评指正，自己多写多改就能看出来。

13.勤读书，多写文章，认真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语文文言文专项练习:《欧阳修论作文》

欧阳修论作文(苏轼《东坡志林》)

顷岁(1)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2)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3);世人患(4)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5)，多作自能见之。”

[注释]

(1)[顷岁]近年来。(2)[乘间]乘机，乘着间隙。(3)[工]精，妙。(4)[患]毛病、弊端(在于)。(5)[指摘]挑剔，批评。

[练习]

1、解释文中加点词的意思。

尝术()过()疵()

2、请指出下列各句中的“之”各指代什么。

(1)尝乘间以文字问之()

(2)唯勤读书而多为之()

(3)多作自能见之()

3、欧阳修认为写好作文的诀窍是什么?

答：

[阅读提示]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论述了作文的诀窍：一是勤奋读书，二是多动笔。今天读来，不无启迪。

译文

某年初，孙莘老结识了欧阳修，曾乘机拿写文章的事向他请教。欧阳修说：“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勤奋读书并经常写文章，自然会有长进;但是世上一般人的毛病是练笔的机会很少，还懒于读书，而且一篇文章写好后，马上要求它超过别人，像这样很少有成功的。文章缺点也用不着别人指出来，自己多练笔就能发现了。

参考答案

1、解释文中加点词的'意思。

尝(曾经)术(方法)过(超过)疵(弊病)

2、请指出下列各句中的“之”各指代什么。

(1)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代词此指欧阳修)

(2)唯勤读书而多为之(代词此指文章)

(3)多作自能见之(代词此指缺点)

3、欧阳修认为写好作文的诀窍是什么?

欧阳修认为写好作文的诀窍是“勤奋读书加上多写文章。

欧阳修的朋党论原文

朋党论(欧阳修)

◇原文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①。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②。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③。”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释

①目为党人：桓帝时宦官专权不法，朝官李膺等极力反对，被视为反对朝廷之“党人”，二百多人遭到逮捕，后虽释放，但不准做官;灵帝时外戚**，起用“党人”，并谋诛灭宦官，事泄，李膺等百余人死于狱中，各州郡因牵连而“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后汉书·党锢列传》)。

②“唐之晚年”句：晚唐穆宗至宣宗年间(821—859)，朝官之间出现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互相倾轧的斗争，此起彼伏，史称“牛李党争”。句中指此。

③投之黄河：裴枢、陆康等七人，因忤梁王被害于滑州白马驿。时梁王亲信李振乘机诋毁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梁王笑而从之。见《旧五代史·梁书·李振列传》。

◇鉴赏

《朋党论》题下有注：“在谏院进。”仁宗庆历年间，杜衍、富弼、韩琦、范仲淹等在朝执政;欧阳修、余靖等为谏官。他们同心协力，欲尽除弊政，史称“庆历革新”。但其政敌夏竦等人对此不悦，便与其党羽竭力制造舆论，攻击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欲尽去之。时欧阳修以谏官之身奋起反击，既上疏言富、范等人为国忠义，又进《朋党论》以破邪说。本文就是在这样激烈的政治斗争背景下写成的。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的中心论点。接下来就“同利”“同道”的性质深入展开，将前面提出的中心论点作了更为透辟的解说，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第三段引证大量古事，由远古说起，渐次而下，从正、反两个方面，纵谈史实，重在证明国家之兴衰，不在于朋党之名，而在于朋党之实，即以“同道为朋”，还是以“同利为朋”;是以国事为重，还是以一己之私利为重。

惨痛的'教训，应引为鉴戒。第四段，以倒卷之笔回应史事，从一反一正的说明中给予强调。先从反面教训讲起，再从正面经验道来。有了这段的翻腾照应，就使得事与理、实与虚、古与今紧密相融，连成一体，而无懈可击了。

此篇与王禹偁的《朋党论》相较，王文只是就事说理，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欧文连用排笔，不仅事理兼备，曲折尽致，而且气盛义高，更具有鲜明的战斗性。

◇妙评

议论酣恣。

——明·唐顺之《唐宋八大家文钞》

破千古人君之疑。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十二

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十三

前后两段结束，前段立论，大旨已极分晓，后段又以兴亡治乱之迹反复推说，庶以觉悟世主，其言真龟鉴也。立体既方正，用笔却能参伍入妙。

——清·吕留良《古文精选·欧阳文》

欧阳修论东坡诗文翻译

文言文《欧阳修论东坡诗文》选自初中文言文大全，其古诗原文如下：

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注释】

1 欧阳公：指欧阳修。

2 类：像

3 棐(fěi)：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

4 更不道著我：再也不谈论我，不传诵我的名声了。

5 崇宁、大观：宋徽宗年号。

6 海外诗：指苏轼被贬海南时所作的诗。

7 是：这。

8 夸：夸赞

9 士大夫：读书人。

10 气索：气短。

11 不韵：不雅。

【翻译】

东坡写的诗词，每一下笔（写成）就被人们传诵。每次有一篇（东坡的）文章送来，欧阳修就一整天都为此高兴，一直都像这样。一天（欧阳修）与欧阳棐（欧阳修的儿子）谈论文章 涉及到东坡，欧阳修感叹到：“你记住我这句话，30年后，世上的人们再也不谈论我，不传诵我的'名声了！”宋徽宗时，苏轼被贬南海时所作的诗很盛行，年轻的没有再谈论欧阳修的了。这时候 朝廷虽然曾经禁止（海外诗），并且赏赐的钱增加到80万，但是禁得越严密就传诵得越多，经常凭借（海外诗）多相互夸赞。士大夫（意可为读书人）不能诵读东坡的诗，就自己觉得神气委靡，但有的人却说东坡的诗没有韵律。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

欧阳修《正统论》写的是什么呢?它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下面一起来看看!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史上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史学观念，历史上对我国历代王朝的正位与闰位的论定一直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史家受到时代氛围、政治立场、史学风气等影响，对这一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正统论又以宋代最为发达，在宋代，通鉴体、纪事本末体的出现使得史学更为前进一步，而与此同时，史学家也对史学背后蕴藏的思想有了自觉性的反省，而正统论便是当时的主要史学思想之一。在宋代众多的正统学说中，欧阳修的正统论又最具有代表性，居于中心地位。欧阳修把尊王大一统作为“正统”的内涵，以“居正”和“一统”作为判定“正统”的标准，提出了“绝统”的概念，大大超越旧说，不仅适应了时代的精神和需求，而且对后代正统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内容概述

宋代以前已有正统观念，梁启超先生指出“正统之辨，防于晋而盛于宋”。晋人如陈寿、左思、陆机、习凿齿等或对三国孰为正统、或对晋承何统作过论述，唐人如皇甫提对东晋元魏孰为正统作过议论，然其只就事论事，只对具体王朝的正伪发出议论，尚未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正统观念，直到欧阳修才形成一种系统的理论。那么正统论何以盛于宋代，何以由欧阳修首倡呢?在此，愿从历史渊源、时代背景、现实诉求草个方面作一简要的探讨。

(一) 形成背景

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自有其历史渊源。欧阳修在《正统论上》开篇即写道:“《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此《传》即《春秋公羊传》，可见欧阳修之正统论渊源于春秋公羊学。史学作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事实的记载，还反映在其体现的作者的思想。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作《春秋》是为了表达“正名”的思想。《春秋》提倡“大一统”，重视君臣名分、尊王攘夷，这一思想的意义对于继五代纷乱之后而建立的宋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宋代掀起一股治春秋学的盛况。据《宋史·艺文志》所载经部书，春秋类凡二百四十部，超越易类，居于榜首。无怪乎四库馆臣都说道:“说《春秋》者莫移于两宋。”受到这样一股治春秋学风气的影响，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自然与其密切相关。

考察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还应注意当时的时代背景。五代时，辽国从石敬塘手中攫取了幽云十六州，以此作为跳板，不断袭略中原。北宋建立后，辽国实乃北宋的心腹大患，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之后，被迫对辽采取守势。然而辽国仍在边境不断骚扰，终于在宋真宗景德元年(10)，双方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结果以订立 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最直接的动因则是史学编纂的现实诉求。薛居正等编修们日五代史》与李防等编次前世年号在正统上所形成的矛盾引起了欧阳修的非议。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从而为欧阳修自己编修《新五代史》在正统观方面提供理论依据，于是欧阳修先后创作了《正统论》七篇，后又删改为三篇。

综上所述，欧阳修正统论的形成是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及现实诉求相结合的产物。(二)内容概述对欧阳修正统论内容的探讨，正是学界在此领域研究较多的一个修首先提出他关于正统的定义和总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是从道德方面来讲朝代的传承有序，“统”是从功业的角度来评价王朝的业绩。确立了这两个评价标准，因而欧阳修批判了偏袒于本朝的“自私之论”与运用五德终始学说解释王朝兴替的天命观。最后在《正统论下》，欧阳修首先提出了正统“有绝而有继”的观点，进而具体分析了“可疑之际”正统“绝”与“继”的问题。

上述欧阳修的正统理论，体现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因而在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笔者在下文将分条阐释。

二、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

(一)第一次对“正统”观念作出系统性的论述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体现在它是第一次对正统观念作出系统性论述。苏轼说:“正统之论，起于欧阳子。”台湾学者陈芳明认为，宋代以前，只有实际的正统之争，没有正统理论的出现。史学发展到宋代，才对正统观念作正式的探讨。

(二}创立绝统理论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表现在他首创绝统之说，为解决分裂割据时期的正统问题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欧阳修所称的“正”和“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能够同时满足这两大条件，自谓正统。而在“其上无君，僧窃并兴”的时代，起初无法具备“正”的条件，但 欧阳修的“正统”三继三绝的见解，赋予了正统很大的弹性。他认为正统的传承并非是绵延不断的，在分裂割据时期是可以没有正统的。与他不同，在此之前的史家关于分裂割据时期的正统问题曾长期争论不休。例如陈寿的《三国志》虽分三国各自作志，但是在行文之间却透露出尊曹魏为正统的倾向，东晋的习凿齿对此颇为不满，于是作《汉晋春秋》，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面对此类争论，欧阳修创立的绝统之说为解决分裂割据时期的正统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之道。

(三)对正史编修的指导作用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体现在其对正史修纂的指导作用上。欧阳修自己编纂《新五代史》就以其正统论作为指导思想。如饶宗颐先生所说，“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正’之真理”。历代王朝在取得天下之后，都必定诉诸正统，以正统自居，以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这种政治上的正统思想反映在史学领域就突出表现在正史编修的体例上。一般来说，正史之中的“本纪”是纪传体史书中帝王传记的专用名词，将哪个政权归入本纪，无疑便是承认了它的正统地位。

(四)批判了五德终始学说的天命观

欧阳修《正统论》的史学价值还体现在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批判上。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以天地间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为“五德”或者“五行”，五行依次擅递，终而复始，这五行代表的每一种势力都有各自的气运，气运兴盛时，一切天道人事都要受它支配，当气运衰退时，就会有新的力量起来取代。例如秦始皇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取代周朝，应该属于克火的水德，所以秦朝尚黑。但是这种说法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例如《册府元龟》里称周是火德，汉继周而兴，起初为火德，后又改为土德，再改为水德，而称秦为“推五胜不当正统”。又如宋朝开国之时，“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

三、结语

欧阳修的《正统论》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并在后世学者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正统”的理论，其理论的两大基础为代表“至公”、“大义”的“正”和“合天下于一”的“统”，这一观念为苏轼所承袭，苏轼认为“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与欧阳修如出一辙。乃至明人王伟亦从欧阳修之说，“正者，正天下之不正;统者，合天下之不一”。

欧阳修《朋党论》阅读训练及参考答案

《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1044年（庆历四年）向宋仁宗上的一篇奏章，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该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位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1．下列语句中，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惟：只有

B．所惜者名节 惜：爱惜

C．退四凶小人之朋 退：黜退

D．可以鉴矣 鉴：借鉴

2. 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的词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分）

惟君子则有之 则同道而相益

A． B．

或投之黄河 则天下治矣

故为人君者 而唐遂亡矣

C． D．

三千人为一大朋 舜亦不疑而皆用之

3．下列语句的括号中是补出的词语，补出后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其）所贪者，财货也。

B．（故）天下亦大治。

C．（昭宗）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

D．以（此）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4．下列的理解和分析，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3分）

A．作者认为朋党现象自古就有，是随着社会发展自然而然产生的'。

B．作者认为共同的物质利益或精神追求可以把人们联系在一起。

C．作者认为能够正确地对待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国家强盛的关键。

D．作者认为君主一定要认真对待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这个问题。

5.请简要分析在第③段中作者是怎样论证自己的观点的。（4分）

6. 请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线的语句翻译成现代汉语。（9分）

（1）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3分）

（2）更相称美，更相推让。（3分）

（3）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3分）

答案

1．（3分）A 2.（3分）B3．（3分）D 4．（3分）A

5．（4分）

答案示例：作者运用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论点，还引用古代典籍的话证明自己的论点。

6 （1）或者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能保全对方。(“贼”“害”为同义并用，“即”为“即使”，“自保”为“保全对方”或者“互相保护”)

（2）互相称颂，相互谦让。（“更”与“相”为同义，“称”与“美”为同义，“推”与“让”为同义。）

（3）作为国家统治者（作为皇帝的）可以把这些使国家兴盛衰亡的史事作为借鉴。或者：历史上这些使国家兴盛衰亡的史事，作为国君的可以把它作为借鉴。（“兴亡治乱之迹”翻译要恰当，“可以”，译为“可以”，“以”介词，后面省略了宾语。）

欧阳修《纵囚论》原文及翻译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转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注】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周武。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欧阳修纵囚论原文及赏析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

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

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译文一

信义可以在君子中施行，而种种刑罚则在小人中施行。判刑列入死刑的人，是罪大恶极的，又是小人中特别坏的人。宁愿为正义而死，不愿意苟且贪生，而视死如归，这在君子中也是很难做到的。在唐太宗即位后第六年时，把判处死刑的犯人三百余人登记在册，放他们回家，约定好到期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而希望小人中最坏的人能做到自然更难。到了规定的时间，那些囚犯自动回来而没有延误。这是君子难以做到的，而小人却很容易地做到了。这难道近于人情吗?

有人说：罪大恶极，确实是小人了；如果对他们采取恩德感化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变为君子。恩德感化愈深入人心，人的转变速度就愈快，有过这样的事。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得到这种名声。可是怎么会知道他在放回囚犯时，没有料到他们一定会回来希望可以赦免自己的死罪，所以才放回他们呢?又怎么会知道那些被放回的囚犯，没有料到他们自动回来就一定会被赦免自己的死罪，这才又回来呢?料想到囚犯一定会回来这才放他们回家，这是唐太宗从上面窥测到下面囚犯的内心想法；料想到一定会被赦免死罪这才回来，这是下面的囚犯在窥测上面的皇帝的内心想法。我从中看到的是上下互相窥测对方的内心想法才形成了这种名声，哪里还有皇帝采取恩德感化的办法和囚犯遵守信义的事呢?不然的话，唐太宗在全国施行恩德感化的办法，到这时已经六年了，却不能让小人不犯极恶大罪，只凭一天的恩德感化，就能使囚犯视死如归，而且坚守信义。这是一种说不通的观点啊!

那么应该怎么去做才可以呢?我说：对放回家去而又回来的囚犯，杀了他而不能赦免。然后再放出一批囚犯，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可以知道是被恩德感化所致。然而这必定是不可能的事。如果对放出的囚犯在他们回来后就赦免了死罪，可以偶尔做一次。如果总是这样去做，那么杀人犯都不会被处死。这可以作为国家的常法吗?不能作为国家的常法。这难道能说是圣人之法吗?所以说，尧、舜、三王治理国家，必定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能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

译文二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

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注释：

①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②大辟：死刑。辟，法。刑法。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③意：估计。

④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⑤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我心目中的欧阳修，源于五年级上语文老师给我们讲唐宋八大家时说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秀才，自觉自己才高八斗，文如锦绣，自视当世之下，只有欧阳修一人能与其相论。他偶遇欧阳修，几番卖弄诗句，欧阳修都能随口对出好的辞句。最后欧阳修用善意的口吻调侃了那位秀才。那时，我对欧阳修的印象是一位才华横溢，机智过人的大儒。

这学期我们又学了他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让我对这位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的“醉翁”又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苏辙、曾巩都曾拜于他门下。欧阳修举贤好士，苏轼便是受益者之一，成语“出人头地”的典故便是欧阳修赏识苏轼才华，对老友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见他对后辈的提拔。在政治上，他采取批评、谏诤来缓解社会危机，身居高位，仍坚持守节，不随波逐流，谥号文忠，可见他的为人。文如其人，《醉翁亭记》中我看到了一位仙风道骨，乐观，随性豁达的老翁。环滁皆山，林壑尤美，水声潺潺，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这就是欧阳修人生最流光溢彩的醉翁亭。面对危运，欧阳修处之泰然，闲暇时常与三五知己于醉翁亭中抚琴舒啸饮酒赋诗，迎风远眺。从京城到滁州，从辉煌到落寞的种.种苦难都在这片“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的山水中慢慢远去，在“四时之景不同”的琅琊山中“朝而往，暮而归”，与民同乐，感受“乐亦无穷”，于滁州的山山水水中憩息自己高洁的灵魂。欧阳修安于太守之职，避世俗，远污浊，勤政爱民，著书立说，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一语动千古，令人赏之，悟之，思之。

在我心中，这位醉翁，他在生活中坦然面对现实，不唯我独尊，平易近人，提携后辈，在文学上，他创作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自然，开创了一代文风。

我心目中的欧阳修就是这样一位智慧、豁达、与民同乐的老仙翁。

《醉翁亭记》是一篇文采非凡、寓意深邃的文章，每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神游在滁州的山水之间。今天当我再次赏读这篇文章时，我又开始了神游畅想。

神游之中，我来到了美丽的醉翁亭上。环顾四周，美丽的景致让我目不暇接，在那繁荫树木中，体味着朝暮四时的晦明变化，眺望着往来不绝、快乐的滁州游人。向亭子里看去，太守正在设宴，各位宾客正在开心地饮酒玩乐。走进亭子，只见欧阳修安静地坐在众人之间，丝毫不像喝多了的样子，也不和别人一起“起坐而喧哗”，我立刻凑上前去，决定问问这位我心目中的大家我思考很久的一些问题。

于是我走上前去，问了一个令我困惑的问题，我说：“欧先生，您在醉翁亭记中说您‘饮少辙醉’，那您现在为什么没有醉呢”。太守对我微微一笑说：“小友，我那个‘醉’的意思不是说我喝醉了，而是说我很快乐很陶醉。”“那么，您为何会如此快乐呢?”答曰：“我上任以来，每天在这里勤于政务，力主改革，把这个地方治理得令我非常满意。现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富足，他们已经有能力有闲暇出来游山玩水了。当我在这里看着他们这么高兴地出游，并且和他们一起游乐，看着百姓的幸福安逸，我早已陶醉在这与民同乐中了呀!”

我又进一步问到：“太守，你每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游山玩水，我想你一定在思考一些问题，而不仅仅是为了在这里寻找快乐，是这样的吗?”听到这句话，欧阳修却一改原来安适的神态，脸上出现了一种沉重的表情。他缓缓地说道：“现在，我觉得很少有像你这样懂我的人了。我在这里虽然聚众宴酣、与民同乐，但是我更多时候都是在深深地忧思，想着天下大事，想着国家大治。世人能体会到随同我一起出游的快乐而无法体会到那些隐藏在我内心的忧思，谁又能真正懂我呀!”

回到现实，我对欧阳修又有了新的认识。他不仅是一个与民同乐的醉翁，更是一个时刻关心国家大事而异常清醒的人。也正因他在忧患逆境和浅薄的快乐中仍能保持清醒，他才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人。

《醉翁亭记》《欧阳修论东坡诗文》比较阅读及答案

【甲】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滁，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乙】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①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②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③也！崇宁、大观④间，海外诗⑤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⑥，而人或谓之不韵⑦。

[注释：①欧阳公：指欧阳修。②棐（fěi）：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③更不道著我：再也不谈论我，不传诵我的名声了。④崇宁、大观：宋徽宗年号。⑤海外诗：指苏轼被贬海南时所作的诗。⑥气索：气短。⑦不韵：不雅。]

20、解释下列句中画线的词语。（4分）

（1）鸣声上下            （2）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3）前后类如此           （4）是时朝廷虽尝禁止

21、用/标出下面句子朗读时的停顿处。（2分）

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

22、说说下面句子的意思。（6分）

（1）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

（2）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23、阅读【甲】【乙】两文，下列对文章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甲】甲文的几个乐在表现了太守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

B、【乙】文欧阳修因看到别人诗文成就高而感到高兴，表现出他关心后辈人才，心胸开阔的品格。

C、【甲】文章运用层层烘托的方法，显得含蓄委婉，文章结构严谨，处处注意前呼后应，无懈可击。【乙】文在写法上采用侧面反衬的手法。

D、【甲】文和【乙】文都可以看出欧阳修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参考答案：

20、（1）到处（2）离开（3）像（4）这

21、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③也！

22、（1）士大夫没（熟）读过苏东坡诗文的，便觉得没面子（气短）。

（2）大家只知道跟在太守后面游玩而快乐，却不知道太守自有他的乐趣。

23、D

《醉翁亭记》《欧阳修论东坡诗文》比较阅读答案

【古典文学】阅读下面【甲】【乙】两段文言文，完成后面20—23题。（共14分）

【甲】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 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 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 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滁，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 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乙】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公①为终日喜，前后类如此。一日与棐②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 ③也!崇宁、大观④间，海外诗⑤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⑥，而人或谓之不韵⑦。

[注释：①欧阳公：指欧阳修。②棐（fěi）：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③更不道著我：再也不谈论我，不传诵我的名声了。④崇宁、大观：宋徽宗年号。⑤海外诗：指苏轼被贬海南时所作的诗。⑥气索：气短。⑦不韵：不雅。]

20、解释下列句中画线的词语。 （4分）

（1）鸣声上下                         （2）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3）前后类如此                      （4）是时朝廷虽尝禁止

21、用/标出下面句子朗读时的停顿处。（2分）

汝 记 吾 言 三 十 年 后 世 上 人 更 不 道 著 我 也!

22、说说下面句子的意思。（6分）

（1） 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

（2）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 也。

23、阅读【甲】【乙】两文，下列对文章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2分)

A、【甲】甲文的几个乐在表现了太守与民同乐的旷达情怀。

B、【乙】文欧阳修因看到别人诗文成就高而感到高兴，表现出他关心后辈人才，心胸开阔的品格。

C、【甲】文章运用层层烘托的方法，显得含蓄委婉，文章结构严谨，处处注意前呼后应，无懈可击。【乙】文在写法上采用侧面反衬的'手法。

D、【甲】文和【乙】文都可以看出欧阳修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参考答案：

20、（1）到处 （2）离开 （3）像 （4）这

21、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 ③也!

22、（1）士大夫没（熟）读过苏东坡诗文的，便觉得没面子（气短）。

（2）大家只知道跟在太守后面游玩而快乐，却不知道太守自有他的乐趣。

23、D

纵囚论① 作者：［北宋］欧阳修

信义行于君子②，而刑戮施于小人②。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④，而视死如归⑤，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⑥，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⑦，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⑧。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⑨，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⑩；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耳，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⑾？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⑿。

【注释】

①纵囚：释放囚犯。唐大宗（李世民）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把三百九十名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并规定于第二年秋天就刑。到时候，纵囚来归，皆赦之。

②信义：信用，礼义。

③刑戮：刑罚，杀戮。

④不苟幸生：不苟且侥幸地活着。

⑤视死如归：形容不怕死，把死看得象回家一样。这里指为了信义，不惜牺牲生命。

⑥录：取，选择。大辟：中国古代五刑之一，后指死刑。

⑦难能：难以做到。

⑧期：希望。

⑨冀免：希望赦免。

⑩贼：揣摩，揣度。

⑾常：经常，长久。

⑿逆情：违背人情。干誉：求取名誉。

【译文】

对君子讲信义，对小人施刑罚，刑罚定成死罪，是罪恶到了顶点，这又是小人中最厉害的了，宁可为了信义而死，不愿苟且偷生，把死看得象回家一般，这又是君子中特别难以办到的。

当唐太宗贞观六年的时候，选取犯死罪的囚犯三百多人，释放了让他们回家，并约定时间叫他们自动回来接受死刑；这是用君子难以做到的事，希望最坏的小人一定做到，那些囚犯到了期限，终于自己回来，竟没有一个失约的：这是君子难于做到的事，小人却轻而易举的做到了，这难道是近于人情的么？有人说：罪大恶极，的确是小人了；但是等到对他施加恩德，就可以使他变成君子。因为恩德进入人心很深，能很快改变人们的气质，所以出现了象这样的情况。

我说：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求得这种声誉啊，这样看来，哪里知道放囚犯回去，不是预料他们一定再回来以希望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呢又哪里知道被释放回来的囚犯，不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够赦免，所以才再回来的呢料想囚犯一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情意；料想上面一定赦免他们才再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我只见上面和下面互相揣摩来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布施恩德和懂得信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太宗向天下布施恩德，到这时已经六年了，还不能使小人不做罪大恶极的事；然而一天的恩德，却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又是讲不通的理论啊。

既然这样，那么怎样做才好呢我说：释放了回来的，把他们杀掉而不赦免；然后再释放一批，他们又回来了，这样才能知道是布施恩德所造成的，然而这是一定不会有的事啊，至于释放了能够自动回来再加以赦免，只能够偶然试一试罢了；如果屡次这样做，那么杀人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经常的法律么不能作为经常的法律，难道是圣人的法律么因此，尧舜和三王治理天下，一定根据人情，不标新立异来显示高尚，不违背人情来求取名誉。

【赏析】

这篇政论文，字虽不过四五百，但立论新颖精辟，议论深刻严密，其写作手法也颇有值得借鉴之处。

文章开始并不直设论点，而是先放开一笔，泛论君子小人之别，为全文的议论树立了一个参照标准；同时也藏下暗笔，以罪大恶极暗照太宗释囚不通情理，以视死如归暗照死囚自归不合情理。做到泛论不泛，紧扣论题。接着简叙纵囚之事，断以评议，又紧扣君子小人之别。据史籍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审查了三百九十名死囚，放他们回家，约定翌年秋天回来就刑。结果他们全都如期自动归狱，太宗称许他们知诚守信，免于死罪。欧阳修认为太宗以君子最高的标准去要求小人，是不通情理；死囚以小人最劣的品行而超越君子，是不合情理。因此以岂近于人情一句反问收紧，为全文定下基调，又为引出论点埋下伏笔。首段一放一收，一叙一议，令人心服地点出了纵因是违背情理之举。

太宗此举用意何在呢？中段作了深入剖析，但也未直论情理，而是拓开一层，先设一难。若论唐太宗。确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文治武功，空前显赫。纵囚一事作为贞观之治的政绩之一，颇为人们称誉，白居易《七德舞》诗就写到：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人们一向认为太宗恩隆德厚，深入人心，小人能变为君子是恩德感化所致。欧阳修则透过现象看本质，一反前人的赞许，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宗此举旨在沽名钓誉。此论精警透彻，后人评谓喝破太宗一生病根，刺心刻髓。但旧说未破，则新论难立，下文便转入层层辩驳。首先推勘太宗与死囚的心理活动，道破纵囚与自归的动机各是邀取名声与侥幸求生。这种心理分析并非主观臆测，而是从客观事实的`不近情理推断而出，深文曲笔，抉其隐微。清朝乾隆皇帝写过一篇《读纵囚论》，以其统治经验补充说：太宗擅长权术，或会通过刑官狱吏晓以利害，归狱可幸免一死，不归则捕而诛之，累及亲属。双方既然在互相窥测并利用对方的心理动机，以达到各自的目的，哪里有恩德与信义可言。乌有一句既是反问，也是感慨，有力地揭露了太宗的虚伪。但还觉意犹未尽，再进一层，将太宗六年深德与一日浅恩相比，深者尚未能感化小人，浅者反倒能改变他们，其不近情理显而易见。此用事实作反证。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太宗纵囚并非出于开恩施德，死囚自归也非出于感恩戴德。文章辩驳往复曲折，愈驳愈快，愈折愈警。至此，旧说已不攻自破，新论也确立不移。辩驳以立起，以破终，所以层层破旧，又句句立新；虽无一字提及情理，但处处不离情理，更以不通之论总收此段，与首段不近人情正相呼应。这一段运用设难驳诘，正辩反证等多种方法，严密周到地论证了纵囚是邀取名声之举。

统治者违背情理以邀取名声，是否利于治国呢？这是末段议论的重点，也即本文的论题。文章同样没有直涉论题，而是先宕开一问，故作自答，以揭示施恩德与近情理之间的矛盾：归而诛之，如再纵又归，显然不近情理；如再纵不归，无从体现恩德，故以否定收断。再跌进一层，故作退论。旋以归谬收束，也同样揭示了上述这对矛盾：如果这种恩德屡施于小人，那就等于培植他们的侥幸心理，纵容他们杀人放火，更是不近情理。这两层议论一开一合，紧扣上文，开句承接中段，合句照应首段，进一步把旧说驳得体无完肤，从而收住辩驳，从容不迫地步入正面议论，指出纵囚不近情理，非治国之法；不见恩德，非圣人之法。最后水到渠成，自然引出文章主旨。鲜明地表达了欧阳修顺应人情、严肃法治的政治观点。

这篇文章议论纵横而不支离，文字平易而有韵味，全仗作者悉心布局，使章法跌宕绵密，文势曲折流动。每段议论不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而是欲擒故纵，顿挫有致，最后以通段主旨收住。整篇结构也是如此，经过曲曲折折的议论，往往复复的辩驳，最后百川归海，结出文意，将全文推向最高潮。读至篇末，就仿佛游览名山走过崎岖蜿蜒的山路，最后攀上雄伟峻拔的主峰，回首来路，领略更深，眺望前方，遥想万千。再者，全文以情理、恩德为两经，以太宗、死囚为两纬，丝丝衔接，环环紧扣，明承暗接，前伏后应，使整篇议论交织一体，文势流贯畅达。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欧阳修散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贯舒畅，无所间断（苏洵语）的特色，在短小的篇幅内，或质疑，或答问，步步分析，层层辩驳，写来却从容不迫，纵收自如，竟似有洋洋万言，令人耐读。

正统论与欧阳修的史学思想的论文

自从梁启超指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1 〕后，述中国传统史学者，皆以为正统不足论。其实，作为传统史学中的一种深层的历史观念，正统观一直影响着史家的史学思想以及史著的内容与形式，决非不足论之事。本文对传统史学中具有典型性的欧阳修的正统观做一探讨，以期加深对欧阳修史学思想的理解，同时也期望通过这一探讨，加深对传统史学中一些问题的理解。

（一）

梁启超说：“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2〕所言极是，宋代史学领域论正统成为一时风尚，很多学者都对正统问题进行了阐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尤以欧阳修的正统论影响最深。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第一次从理论上对前代正统问题进行了批判总结，从新的角度，开辟了正统理论的新天地，并使之由政治神话变成了史学问题，创导了将正统融入史学的先河，而且提出了自己的历史价值标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欧阳修的正统观是以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观念作为理论依据的，从这一观念出发，欧阳修批判了讨论正统问题时出现的“昧者之论”与“自私之论”。

所谓“昧者之论”，是指用五德终始作为理论基础的带有神秘主义和天命观的正统论。这种理论自秦汉以后成为人们解说王朝更迭、历史变迁的重要理论依据，一直到北宋年间，这种观点仍相当流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朝廷便认定“国家受周＠①，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太宗雍熙元年四月，有人上书言“当越五代而上承唐统为金德”；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张君房上疏亦云“唐土德，五运相承，国家当承唐室正统，用金德王”；天禧四年五月，谢绛又上言以宋宜用土德。诸人所议虽异，但都不出五运之说。这种观念在史学领域里表现也很明显。宋真宗时修“册府元龟”，其中的正统思想就是以五运之说立论的，它说：“昔洛出书九章，圣人则之，以为世大法，其初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帝王之起，必承其王气。”〔3〕用“历数”、“征应”、“行次”、“天统”等概念解释历代王朝的更迭，完全脱离了历史实际，认为“创业受命之主，必推本乎历数，参考乎征应，稽其行次，上承天统”。〔4 〕《册府元龟》用这种神秘迷信的正统观念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欧阳修的至交、并曾参与《新五代史》编撰的尹洙，也根据五德学说，提出“天地有常位，运历有常数，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5〕认为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是遵循“常数”的，并由此构成了有“主”有“奉”的社会等级秩序。张方平也从五运的角度解释历史的发展，他说：“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箓受图，改正易号，定制度于大一统，推历数以叙五运，所以应天休命与民。”〔6〕由此可见，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史学领域，北宋中前期一大批士大夫都是信奉五运终始的正统理论的。对此，欧阳修进行了无情批判，“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谬妄之说也。”〔7〕以五德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论者，均“溺于非圣之学”。〔8〕秦在中国历史上有突出的地位，人们既不据其功业，也不据其道德，只依据三统五运就把它黜为闰位，汉朝本是“以至公大义而起”，五运论者不究其道德功业，只是认为“以火德当天统”，甚而至于“引蛇龙之妖以为左验”，在欧阳修看来，这些都是“昧者之言”，〔9 〕是不足以说明王朝治乱兴衰、历史发展变化的。欧阳修在此批判了神学迷信的正统观，破除了作为王朝更迭之政治神话的基础，不能不说是正统论在史学上的一大进步。此后讨论正统，已很少有人再用五运之说立论。

所谓“自私之论”，指史家在作史时为本朝争正统，偏私本朝。如撰写南北朝史，“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授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授之后魏”，更为严重的是，“为南史者诋北曰‘虏’，为北史者诋南曰‘夷’”。〔10〕欧阳修认为这些都是“挟自私之心而溺于非圣之学”。〔11〕对于这种在做史时不顾事实，任意树立正统，而无是非予夺之标准的做法，欧阳修十分鄙弃。

（二）

通过对历史上及现实中正统问题的反思批判，欧阳修提出了自己系统的正统理论。他从北宋“《春秋》学”尊王大一统角度提出对正统的理解，“臣愚因以谓正统，王者所以一民而临天下”，〔12〕“《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13〕根据“居正”与“一统”，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正统王朝有三类：第一类是“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属此类；第二类是“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于一”，东周属此类；第三类是“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西晋、隋属此类。〔14〕在这里，欧阳修提出了“正”与“一”两个历史价值标准，所谓“正”，是指道德而言，也即封建的礼分：所谓“一”，是指功业而言，也即王朝的业绩。欧阳修反对纯粹用道德因素区分历史的做法，把现实功业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提出在论述王朝地位时要“较其德与迹”，〔15〕也即确立道德、功业并重的历史评价标准。在他看来，三代相传，“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没什么可说的。但“自秦以来，兴者以力”，这就需要认真考虑王朝的功业了，“直较其迹之逆顺，功之成败”。〔16〕在这里，欧阳修不囿于对历史作道德善恶两极判断的成见，能从王朝统治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脱离历史事实的空虚的道德标准，将封建的伦理道德与部分的历史事实融合起来，为传统的价值观念注入了功业因素，并使正统问题直接与历史问题相联系，这不能不说是欧阳修史学思想的巨大进步。

在区分了正统的三种类型，提出了从道德、功业两个方面评价王朝地位的同时，欧阳修又提出了“绝统”的概念。他认为前人所谓正统相承不绝的认识是错误的，它给人们解说分裂时期的历史造成了困难，也引起了许多无谓的争端。有鉴于此，欧阳修考察了历史的治乱分合、盛衰升降，认为正统有续有绝，他指出：“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惟有绝而复续，然后是非公、予夺正，而正统明矣。”〔17〕欧阳修正统“三续三绝”的见解，较好地说明了统一王朝的历史与分裂割据时期的历史，以及统一与分裂的转化。这种说明可以避免对历史进行过分的曲解，是有其认识价值的。基于这种思想，欧阳修反对在史书纪年问题上靠编排年号示正统所归的做法，指出：“夫居今而知古，书今世以信乎后世者，史也。天下有统则为有统书之，天下无统则为无统书之，然后史可法也。”〔18〕这种直书史事，不完全囿于正统的历史编撰原则，在宋代理学盛行的学术氛围中，确属难能可贵。

欧阳修在运用自己的正统理论对历史发展进行具体论述时，有不少思想上的闪光点，这集中表现在他对秦、魏、五代历史地位的评价上。

在欧阳修看来，讨论王朝正统问题必须注意王朝的“兴废之际，治乱之本”，要认真“究其兴废，迹其本末”，〔19〕不能以主观好恶或表面形式来判定。自班固撰《汉书》，置赢秦于闰位，历来论秦之历史地位，多为贬斥。欧阳修则不然，他考察了历史的盛衰变化、王朝更迭以及秦由小到大、由弱而强的.历史过程，指出：“尧、舜、夏、商、周、秦皆出于黄帝之苗裔，其子孙相代而王，尧传于舜，舜传于禹，夏之衰也，汤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兴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弃其弊而代之。”〔20〕在这里，欧阳修指出历史上的王朝更迭，都是因为前朝出现了“衰弊”，后之兴起者“弃其弊而代之”，具有“承弊易变”的历史哲理。欧阳修思考自然、社会变化时有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就是“《周易》否泰消长之卦”，〔21〕认为“物极则反，数穷则变，此理之常也”。〔22〕欧阳修用这一思想考察历史兴衰，指出秦承周之弊而代之，是合乎“天理自然”的。他还特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争雄的事实，认为秦在这一历史时期，采取了得力措施，努力发展壮大，“始秦之兴，务以力胜”，靠的是功业。欧阳修还指出，后儒因痛恨秦始皇“任法少恩”、“非古自是”，进而贬低秦的历史地位，是因人废事。他说：“夫始皇之不德，不过如桀纣，桀纣不能废夏商之统，则始皇未可废秦统也。”〔2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已不仅仅是为秦争正统，而是用历史学家的眼光，从功业的角度肯定了秦的历史地位，见解非一般士人可比。

自晋以后，人们对魏的正统地位一直争论不休，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怎样看待魏国历史地位的问题。欧阳修指出，东汉自和帝、安帝开始衰败，到桓帝、灵帝时国力大坏，“其衰乱之迹，积之数世，无异三代之亡也。”在这种情况下，“豪杰并起而争”，在道德上并无高下之别，这样就要“较其迹”，看其功业了。三国中魏势力最强，且代汉而起，当然应为正统。欧阳修又用历史类比的方法，指出“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24〕进一步肯定魏的历史地位。

欧阳修写《新五代史》，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五代的历史地位。宋太宗时，李昉等人编五代年号，把梁归入僭伪，朝廷所用的崇天历也黜梁的建号。对此，欧阳修认为“不可不辨”。他认为后梁固然不得为正统，但也不能称之为“伪”，“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25〕从而在撰写《新五代史》时，为后梁在内的五代之君列《本纪》，给五代历史以应有的地位。欧阳修写《新五代史》“不伪梁”的史法受到世人讥评，认为他奖励篡逆之君有失《春秋》之旨。对此，欧阳修进行了辨驳，指出《春秋》对篡弑之君仍称之为“君”，《新五代史》不违背《春秋》史法；五代之君皆为贼乱之君，如果单单“伪梁”，显然不合适；再者，梁虽不是正统，但从功业上看，梁有辖土，有吏民，有社稷，行使生杀予夺大权，因而也不能称为“伪”。需要注意的是，欧阳修在此为《春秋》大义作了新解，他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论之旨也。”〔26〕欧阳修认为“不没其实”，按照历史实际处理历史记载，才是《春秋》真意。实际是君，就记为君，实际行篡，就记为篡，这样才能传信于后世，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欧阳修以“不没其实”作为《春秋》大义，并以此解释历史上的统闰伪正，冲破了北宋“《春秋》学”的樊篱。

总之，欧阳修的正统论注重从道德、功业两方面去考察王朝历史地位，把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结合起来，言人事而弃神学，重理性而摒迷信，并指出正统有续有绝，中国历史上存在着“王道”无所归的历史时期，这些认识在史学上都是有价值的，反映了欧阳修史学思想的进步之处。

（三）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欧阳修的正统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其一，尽管欧阳修指出了正统的三种类型，创立了绝统说，但是在运用正统这一理论解说历史时仍不免陷入自相矛盾。比如三国时期，欧阳修从功业的角度指出魏为正统；南北朝时期，北魏与东晋并立，欧阳修却认为是绝统。同样是分裂割据、互不统属的时代，为什么有的正统有所归，而有的是绝统呢？从欧阳修的论述中，我们明显看到他不能自圆其说，可以说，欧阳修论正统，实际是想寻找一条能合理解释王朝更迭、治乱兴衰的路径，他本人对传统正统观确有很大突破，但终因囿于正统，不能摆脱，使自己的历史解释又陷入了矛盾。

其二，和司马光对待正统的态度相比，欧阳修的局限性就更明显了。司马光对正闰之说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认为“正闰之论，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义，确然不可移夺者也”，“非大公之通论也”。〔27〕故而他提出自己编撰《资治通鉴》，“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28〕司马光重国之兴亡，民之休戚，以“功业之实”论定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这种功业论的观点是比较尊重历史事实的，可说纯粹是历史家的眼光。而欧阳修在功业之外，还拖着一条长长的“道德”的尾巴，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不如司马光开明了。

应当看到，欧阳修的正统理论在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苏轼、朱熹以及元、明士大夫，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并在他尊王、大一统、君臣名分的基础上增加了诸如“华夷之防”等内容。苏轼承袭欧阳修对正统的理解，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29〕并从名与实的层面上进行了归纳论证。朱熹则受欧阳修“绝统”说的影响，创“无统”说。在他看来，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五代等六个时期，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属“无统”时期。元儒王元、危素、明儒方孝孺等人也都阐发“绝统”说，并加进了明显的“华夷之防”观念，从而影响到元、明两代史书的编撰。比如元代修辽、金、宋三史，就围绕三史的正统问题展开了长时期的讨论，最后才由脱脱拍板，定下了“三史各与正统”的修撰原则，从而保证了三史的顺利修成。欧阳修通过系统地阐述正统理论，并将它导入史学领域，影响之大，于此可窥一斑。

注：

〔1〕〔2〕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饮冰室》文集之九。

〔3〕〔4〕《册府元龟·帝王部·总序》。

〔5〕《河南先生文集》卷三《河南府请解投贽南北正统论》。

〔6〕《乐全集》卷十七《南北正闰论》。

〔7〕〔8〕〔11〕〔1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上》。

〔9〕〔10〕〔19〕《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原正统论》。

〔1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序论》。

〔14〕〔17〕〔2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15〕《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东晋论》。

〔16〕〔24〕《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魏论》。

〔18〕《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明正统论》。

〔20〕〔23〕《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九《秦论》。

〔21〕《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送张唐民归青州序》。

〔2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十七《本论下》。

〔26〕《新五代史·梁本纪第二·太祖下》。

〔27〕〔28〕《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

〔29〕《苏轼文集》卷二十一《后正统论》。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礻”加隼

夜读《蒋勋说宋词》，书中豪放大气的苏轼，悲壮豪迈的辛弃疾，温柔婉约的李清照……而我独爱大文豪欧阳修。

我喜欢欧阳修，不仅因为他是“唐因素八大家”之一，更喜欢他诗词的平实率真，豁达从容，就如我简单快乐的个性。

读他的《醉翁亭记》，“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一派“天真”，一清如水，平实到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太守，就是在一个亭子里一个老翁喝醉了，讲自己醉酒的经验，因为大家说这个亭子还没有名字，而我在这边喝醉了，那就叫“醉翁亭”吧。

再如他《浣溪沙》中的“白发戴花君莫笑”我不能想象，今天的一个领导会在花白的头发上戴花，可是欧阳修就写到了“白发戴花”，说我到了这个年纪，在春天摘了花，戴在自己头上，你不要笑我老和癫，想到这幅画面，想到他可以自在到仿佛不是一个太守，只是一个对生命充满兴趣的人，一个非常可爱的老诗人。

“今年花胜明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今年的花要比去年的还要好，明年的会比今年的更好，他怎么知道？是因为他觉得生命会越来越好，对生活充满着希望，这就是他的豁达。耐心地看待某些事物，也许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中的意味，聚和散是变化的，花开花谢是变化的，月圆月缺是变化的，在我们不知道变化的.真正意义时，会沮丧、感伤、甚至绝望，可如果知道这只是一个自然过程，为什么还要去伤感呢？

“简单就是快乐，快乐是一个人的燃料”，这一向是我生活的准则，一如大文豪欧阳修的率真豁达，这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曾受一位挚友之托，写了一篇题为《昼锦堂记》的文章。欧阳修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把文章写好后，便命一差官骑马给友人送去。

可是到了晚上，欧阳修突然想起了什么，马上命令一个仆人道：“你赶快骑快马去追那送文章的差官，让他把文章带回来！”

“老爷，那差官已到百里之外了，现在又是晚上，哪能追得上呀！”那仆人说道。

“无论如何你也要追上他，即使我那文章已经送到，也得设法取回来！”

看见主人态度如此坚决，仆人就急忙骑上马，走捷径，抄小道，拼命追赶，最后总算追上差官，把文章带了回来。

欧阳修为何一定要把文章追回呢？原来是为了添上两个“而”字。

《昼锦堂记》开头有这样两句：“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原稿中没有这两个“而”字，欧阳修将文章追回，就是为了把它添上去。

为了添两个字，竟如此劳神费力，是小题大作吗？不是。虽然不添这两个字，文章开头也并无语病，但添上后，文章的语气便与原文大有区别，即由直而曲，由急而缓，表现出欧阳修文章曲折舒缓的艺术风格。

欧阳修严谨的创作态度堪称我们学习的楷模。文学家尚能如此，作为小学生，我们更要从小养成认真修改作文的好习惯，努力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佳境。

你好，欧阳修，您的正直是无人能及的，您的努力谁都能看出。

站在滁州琅琊山前，只见山青水绿，层恋叠障，蔚然深秀，令人遐思滁州的灵秀之美，循路而入山，只见山间隐隐约约瞥见一小亭，走上前去，望其匾，只见三个大字“醉翁亭”，经风吹雨打后，已颇为陈旧，显出岁月的沧桑，树林葱葱，阴影成蔽，只听那鸟声上下，如今此地已成为琅琊山中的一景点，但时间尚早，我看不见那喧闹的游人，故人却浮现在眼前。

你出自寒门，幼年丧父，秉承母教，发愤苦读，你砺砺风节，上师后代韩愈，下扫西昆颓风，终成一代文坛盟主，进士及第后，你曾官居翰林学士，枢密副吏，参知政事等要职，在订历政坛上，你的正直敢言，世所瞩目，遇事敢言，不知圆融变通，必定为世俗所不容，这便注定了你官海浮沉的一生。

你因直言而遭遇不幸，你写书信指责高若纳，而司谏高若纳把你的书信呈给皇上，因此你被贬官为夷陵令。

你不怕朋党之争，当初范仲淹被贬饶州，你与尹洙、余靖都因为认为范仲淹正直而被人称为“党人”。您也为写出《朋党论》进献皇帝，来说明君子与小人的朋党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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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谪给你以磨难痛苦，也给予你升华，站在醉翁亭前，我想象着青山绿水对你的锤炼，而你不曾作戚戚之文，在乐中醉，在醉中乐，自有自己的乐观豁达，而你的《醉翁亭记》给醉翁亭镀上了一层豁达的情怀。

你好，欧阳修，你通透过悲观看到了自己可悦的一而是你的修养、你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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