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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曾祺先生的《鸡毛》虽短但经典，要如何进行赏析呢?下面来看看!

　　一、故事梗概

　　汪曾祺先生的《鸡毛》，根据汪先生在西南联大上大学的见闻经历加工而成，写出了文人眼中的市井百姓生活的原味。

　　故事表述以笔记兼散文的格调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中的平凡人物文嫂和经济系学生金昌焕，两个不同生活轨迹人物的琐碎故事。金昌焕在毕业离校前，偷吃了以养鸡、缝洗衣物为生的寡妇文嫂的鸡并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直到金昌焕毕业“不声不响”地走了，文嫂在金昌焕床底下发现了三堆鸡毛才知道是金昌焕偷了她的鸡。

　　二、人物形象

　　文嫂。文嫂不是西南联大在册之人，新校舍的建设占地，使她这位寡妇与西南联大中的“先生们”有了生活的交集。文嫂人很老实。一个“很”字进行了有力度的概括。让文嫂形象跃然纸上。小说中又提到“虽然没有知识，但是洁身自好，不贪小便宜。”“她的屋门也都是敞开着的。她的所作所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简洁的文字描写，反映文嫂没有文化但老实、平凡、规矩、透亮的有自已做人做事原则的性格。

　　金昌焕。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冷漠、吝啬、自私又带点功利，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征。冷漠的表现是：他不欢迎别人来住，别人也不想和他搭伙。同屋送给他一个外号，这外号很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吝啬的表现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挂着，作为学生他从不买纸，每天吃一块肉。功利的表现是：追求女同学送戒指，括号弧里注明“重一钱五”。

　　三、小说主旨

　　(一)人性中的一种邪恶。儒家文化倡导人格中的精神世界要“贫贱不能移”，条件愈艰苦，愈不能丧失人性。文嫂作为没有任何文化知识的普通妇女，不拿别人一针一线(除非是给或丢弃的)，靠自己缝补拆洗养鸡糊口。而身为大学生，“这金昌焕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鸡，还借了文嫂的鼎罐来炖了。”偷吃别人的鸡，还与主人借鼎罐，用完后都是洗都不洗就还给人家了。 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种丧失人格尊严的邪恶。

　　(二)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性反思与增构。小说《鸡毛》写于1981年6月6日，此时xx已过，改革开放进入第三个年头。十年浩劫后，社会的目光已从高涨的运动场转向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作家以独到的眼光，于平淡中开掘出此学生在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虚伪、丑陋、与鄙俗，这种描写与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学生群体被赋予“新青年”“新道德”代表，引领社会潮流的精英，被神化的形象进行了消解性的质疑与反思。小说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基础，用普通人的话： “文嫂虽然生活在大学的环境里，但是大学是什么，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办它，这些，她可一点都不知道。但是她隐隐约约地知道，先生们将来都是要做大事，赚大钱的。”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作用进行了直觉的反映。但是文嫂看到“先生们”“真实”的一面时，常常说“可怜”。这种从正面形象的舞台中挖掘的反向、阴暗面的写作风格，不仅是对现代文学中青年学生形象的消解，更是一种文学形象的增构。不仅有文学价值，更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对挣扎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面对生存苦难、消解苦难的方式的洞察与理解。古今中外，很多文学作品在表现人对苦难的承受及消解方面，可以梳理出许多方式，有忍耐的，有抗争的，有“逆来顺受”的，还有阿Q式的自我安慰的，等等。《鸡毛》中的文嫂作为平民的立场，处在社会底层，在面对“被偷鸡”“女婿因车祸死亡”，生活艰辛的多重苦难时，其消解苦难的唯一方式是哭诉，如秦香莲在公堂上哭诉忘恩负义的陈实美一般。小说是这么描写的“我寡妇失业几十年哪，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我风里来雨里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艰难呀，你咋个要偷我口乃鸡呀!……”

　　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对苦难的忍耐要比常人要厚实些，但也有个爆发点或者说是哭诉点，苦难一旦积压达到临界点，一触即发，如文嫂发现金昌焕偷吃了自己养的鸡，便是苦难积压的极点，心里的堤坝崩溃了“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来。”农村妇女的文嫂，不但哭说、哭诉，而且是很悲痛、极伤心的表达出来“她好像要把一辈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和无告全都哭出来”。哭出来就好，说出来就好，把内心的压抑、难受、难过、委曲、不平，全都和眼泪如倒豆子一样倒出来。这就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面对生存苦难、消解苦难的方式――哭诉。这种方式大多发生在妇女身上。

　　四、艺术特点

　　(一)“疏朗清淡”。通读《鸡毛》，感觉没有主题，也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名为《鸡毛》，只是在小说最后提到三堆不同色的鸡毛，提到便收场了。小说全文，全无拘束，如行云流水，信手拈来，不淡不烈，文字朴素干净，不张扬不古板，以自然的东西反映人物最真实的心理和脾性。正如作家说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

　　(二)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承载着写作者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情怀，鲜明的个性，潜蕴的心态，强烈的渴求。今天我们常常心痛地读到许多学生作文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或者语言中不中不西，怪语异调，再者是要么语言贫乏无味，要么杂乱无章，文理不通。总之，读汪曾祺先生的《鸡毛》，我们眼前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写文章，而是一支灵魂出“窍”的笔在无动于衷地写东西。所以写小说 就是写语言。正如汪曾祺先生讲的“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是形式……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树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鸡毛的语言，正如汪先生所言。

　　(三)笔记体兼散文的表达方式。汪曾祺先生讲过“我写短篇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写人事的传统，《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不绝于缕，我爱读宋人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记事部分我都很喜欢。”鸡毛属笔记体小说，笔记是一种“混合型”体，其特殊功用具有兼及散文与小说的著述形式。不知汪先生起题目是随意还是大有深意，到了文章的最后，才提及鸡毛，而全文又不仅仅是写鸡毛，从题目就反映了散文的特点之一。说《鸡毛》为笔记体，该因其文字叙事简要，不说废话，点到即止。华丽、浮澡之词极少，多为平话，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