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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浩然是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亦是后世“隐逸”之士竞相模仿的对象。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 ，“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 [2]。史册对孟浩然着墨不甚多，但都不避其“隐”之好，历来文人骚客更不少提：“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赠孟浩然》)，李白赞其起卧于松林;“金銮消息远相招，雪满吟鞍过灞桥。处士本无经世志，强将诗句杜清朝”(王恽《孟浩然灞桥图》)，画了一幅“渔夫”图;“明主怜才若赐官，奔驰微禄负家山。狂吟一首笑归去，满路秋光上醉颜”(郑思肖《孟浩然归隐图》)，画下的形象既是隐者，亦是狂人……孟浩然的形象也就由此而定：一个归卧山林，不求闻达的隐者形象。察孟浩然所处之时，即“贤人在位众多，其道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不可概者也。隐逸之士此时广为存在，且最终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孟浩然成了“隐逸”者中的一名，但就其特定坏境而言，其情与其所受的教育、生活的时代、地理环境等都有关联，且无可或缺。

　　一、“兼济天下”之后的退守――儒家文化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孟浩然的人生。其在诗作中“降兵初灭虏，王粲始从军”(《送王宣从军》)、“才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消忧”(《登安阳城楼》)赞扬王粲从军报复得以一展，慕其交游之广。隐为蔽也，即一心要隐，自身甘于匿迹于尘嚣，孟浩然慨叹王粲的所为表现的是不甘于松山老林的困守，想要出来一展济世之志，愿其志得以实现之后作为功臣的退守。又如孟浩然吟咏多次的羊公，称其“召夫多遗爱，羊公有令名”(《送韩使君除洪州都曹韩公父尝为襄州使》)，也叹“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送昌龄王君之岭南》)，孟浩然追悼羊祜之外的感伤羊公功成明就，而自己此时只是一介布衣，纵然年岁渐逝，最终添加的只能是愁苦。

　　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盛唐诗人认为“礼有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也” 。高适自语“一朝事将军，出入有声名”(《蓟门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高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尽管从政治成功律来说，盛唐诗人的政治成就比不上初唐诗人，更比不上中唐诗人”，但这种政治的热望“却远之胜过每一个朝代” 。但结果是“天宝中，刘希夷、王昌龄、祖咏、张若虚、孟浩然、常建、李白、杜甫，虽有文名，俱流落不偶，恃才浮诞而然也”，不一而足。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最终实现大多落空。山林亦没能成为体面的隐退处，而只能是理想遗失之后的退守。儒家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对自我的保全，而孟浩然在徜徉于山水之间，最终做到“自适”与盛唐的文化息息相关。

　　二、超脱人生的无奈选择――道释文化

　　唐兴以来，最高统治者为自己正名愈加推崇道教，如太宗等历代皇帝多次礼聘有声望的道士。老子也在唐代被奉为“真人”，五千言的《道德经》被皇家奉为“经典”。这一系列的举措让盛唐文化中的“道”文化愈加的鲜活。孟浩然诗作中表现出道家的超然于世，“海上求仙客，三山望几时。焚香宿华顶，露采灵芝”(《寄天台道士》)中脱离现实;“物情趋势利，吾道贵闲寂。偃息西山下，门庭罕人迹”(《山中逢道士云公》)里的隐逸山林;“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二老。纷吾远游意，乐彼长生道”(《宿天台桐柏观》)所见的逍遥人生。如若说儒家文化培养了孟浩然作为士大夫渴慕入世的情操，那么在道的影响下，孟浩然到达的是人生的另一境界――超脱自身，超然于物外。

　　自汉起，始入华夏国土的佛教经过几千年的本土化与发展，在唐代大兴，其中“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告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万人。” [4]在孟浩然的诗作中写到游访寺庙、拜访僧人的诗有25首，这些佛教诗歌的内容有直接描写寺庙之景观，如“石壁开金像，香山倚铁围。下生弥勒见，向一心归”(《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有与僧人的交游，如“阴风常抱雪，枯涧为生泉。出处虽云异，同欢在法筵”(《陪柏台友访聪上人禅居》);而更多的是诗人对佛理的感知：“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愿言投此山，身世两相弃”(《寻香山湛上人》)。诗人在香山的自然坏境及湛上人的佛理感召下超生的弃世隐居之感;“尝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精舍近，日暮但闻钟”(《晚泊浔阳望庐山》)，诗人心念慧远对佛理参悟后的超然于世;“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本�黎新亭作》)，诗人将心中心念之的“吟咏”都弃之，只为有所悟。佛教常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阴苦”，孟浩然的人生也是苦，其岌岌于名利，追逐于世俗，佛教的教义正合其心，让孟浩然为无奈人生找到解释，最终实现超脱。

　　三、徜徉山水之间的潇洒――地域因素

　　南北土壤风俗的不同造就南北文化的不同，北方重质实，南方贵虚无。质实的背后是儒风的影响深远，仕进之心更为激进，虚无让南方之士多愿偏安一隅，流连于山水之间。孟浩然选择隐居鹿门山固有追随先贤之意，却更离不开的是地域生而就有的“遗世之风”的影响。闻一多曾说“隐居本是那时代普遍的倾向，但在旁人仅仅是一个期望，至多也是点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在构成这事实的复杂因素中，家乡的历史地理背景，我想，是很重要的一点”。盛唐给了世人安宁，也让仕人入世更难，但孟浩然在仕途上的不顺并没有让他与世人格格不入，因为山水带给了他仕途之外的另一种惬意。

　　襄阳，“环江带山，山明水秀，襄之为区，界守南北。东抵郢随而汉沔诸水滔滔东注，西距陇蜀而秦蓝诸山叠叠相连，南接荆湖而巴江如字，北枕唐邓而一望千里” [5]。可见其风景之秀丽。而鹿门山，“旧名苏岭山。建武中，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岭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夹神道口，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是有功之士光荣的栖身所。孟浩然在其诗作中写道：“雪罢冰复开，春潭千丈绿。轻舟恣来往，探玩无厌足”(《初春汉中漾舟》)赞其风景秀丽，让人流连忘返;“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鱼行潭树下，猿挂岛萝间”(《万山潭作》)说其适合隐居的生活，与大自然相融合;“竹露闲夜滴，松风清昼吹”(《齿坐呈山南诸隐》)又是最平常的清幽风景。

　　四、结语

　　孟浩然生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积极入世，渴望立功，但身在盛唐的政治之中，不缺少仕进之士，最终孟浩然出现入而不得的悲哀。虽心中的郁结不少，但盛唐文化的广大包容性让孟浩然在不得的无奈下超脱现实的束缚，尽情恣意于山水，最终我们看到一个隐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