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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子建的创作也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东北地区是一个极富特点的地域，这里是中华民族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不过，这块地域虽有凝固的山乡大野、丛林草原、深层黑土和酷热严寒，但却没有始终牢固控制它的长住人群。自古以来，它的人员构成，就显示出流动性、杂糅性的特点。它既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生养发达的表演舞台，也是关内各民族流放者的地域、冒险家的乐园;特别是到了近代，又遭到沙俄和日本侵略者的长时间占领掠夺，以致强制推行奴化教育。这样，就使这里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不能不带有蛮野、强悍、粗犷、开放的特点，同时，又不乏某种软弱和鄙俗。这种文化人格和地域精神，是几代东北作家一直着力开掘的方向。作为当代东北作家的主将，迟子建的创作也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她对东北地域文化的表现，既有温婉和灵动，又有深入和厚重，这使得她的作品散发出一种独特的魅力。

　　一

　　对特定地理环境的描写是开掘地域文化的基点。茅盾在《文学与人生》中谈到：“不是在某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写出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之下的，必不能跳出了那种环境，去描写别种来。”①作为文学。其所收摄的生活信息，总是与特定的时空中的具体认识相关联的。而这种具体而实在的生活往往是在特定地域中演绎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落到实处便往往要向“地域”的生活索求素材、提炼题材，并生成相应的地域审美观――具体映现的审美意识。

　　从30年代的萧军、端木蕻良，经由“十七年”时期的周立波、曲波，再到新时期的郑万隆，偏重于把东北这块广袤的土地，呈现出一派狂野的阳刚之气。茫茫的林海，辽阔的雪原，严酷蛮荒的自然环境铸造了一代代的英雄好汉，自由豪迈，强悍野性成为他们的共同品性。而以萧红、迟子建为代表的东北女作家，则偏重于构建东北小村镇的平凡世界，通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表现东北的民风民情。不过，由于萧红的人生经历过于惨痛、凄苦、忧伤、孤独，而且她所生活的东北村镇也仅限于故乡呼兰，所以她描绘的自然，主要是呼兰小城的场景，并不时流露出哀婉、凄凉、寂寞的色彩。而迟子建笔下的大自然，色彩瑰丽而纯净，感情上也不是那样萧索，如《亲亲土豆》的开头：“如果你在银河遥望七月的礼镇，会看到一片盛开着的花朵。那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垂吊着，在星月下泛出迷幻的银灰色，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先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芳菲之气，一缕凡俗的土豆花的香气，你不由在灿烂的天庭下落泪了，泪珠敲打着金钟般的花朵，发出错落有致的悦耳的回响，你为自己的前世曾悉心培育过这种花朵而感到欣慰。”这篇小说讲的是一个癌症患者与家人生离死别的故事，但这段写景的文字却并不使人感到绝望凄凉，而是充满了暖人心田的温情和纯净迷离的梦幻色彩。

　　与“呼兰河”相比，迟子建构建的“北极村”是一个极富灵性与柔情的北国小镇。开阔的原野，无尽的松林，奔腾不息的黑龙江，还有那神奇的白夜和令人兴奋的鱼汛，这些浩荡阔大的自然景观，在迟子建温暖的目光的注视下，既让人心灵飞跃激荡，又让人心生敬畏。流泪的鱼，有灵性的马，通人气的狗，还有那碧绿的青草和醉人的都柿，这些具体而细微的生活场景，在迟子建充满爱意的心灵的烛照之下，既让人情思绵绵，又使人心趋平和。在迟子建笔下，东北这块寒风肆虐的土地，处处散发着柔婉、滋润的水汽，“北极村”少雨，但它多的是与雨同质的雾，迟子建非常喜欢那属于北方特有的飘逸灵动的雾和与雾有着相同神韵的极光，经常将她喜爱的人和物置于这种如梦如幻的生活场景之中，雾和北极光成为迟子建小说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两个意象，在雾和北极光的笼罩之下，这干冷、坚硬的北中国的边塞小镇具有了江南水乡的灵秀与滋润，但洗去了江南阴雨天气所散发出的潮湿、氤氲之气，却有清朗的北国所独有的清新与凉爽。因而这“北极村”的自然风光里渗透着一个女性知识者阴柔与温馨的情思，负载着作家对人类永恒记忆的追思与诗性的想象。

　　二

　　历史是地域文化之根。东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以及复杂的历史原因，开发得比较晚，或者说从游牧文化到农耕文化的转变比较晚，而农耕文明的开拓者不少是来自关内的逃难者、冒险者。当年，他们为了逃生或实现发财的梦想，千里迢迢，历尽艰辛，终于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站住了脚跟，繁衍子孙。但那遥远的乡愁却一直萦绕不去，成为自我折磨的一块心病，也作为自我安慰的一剂良药，大凡老辈的东北人，都知道自己的老家是在山东或河南或其他什么地方，有的还能讲述一段故园的或者逃荒的或者开拓的故事。19世纪以来，东北人饱尝沙俄掠夺之苦，又惨遭日本宰割之痛，率先品味着亡国的苦涩。历史与现实都强化了东北人的寻根情结。亚里士多德说：“在许多方面，未来将与过去相同。”东北这块富饶的土地由荒蛮到文明的进程是每一位有理性的东北作家都会关注的历史。关注历史的目的正在于把握现在，“如果人们突然感觉到他目前的时间，是完全孤立的片断，而没有它的过去和未来，人们将觉得这个世界会失去基础，失去他们可以安心存在的逻辑性。因此，人们总是顽强的想知道流逝的岁月的情景，想通过深邃的历史隧道，重见往日。”人们要“通过他人和历史作为参照，才了解和理解了自己，甚至是才发现了自己。”②他倘若要使自己在现实中有稳定感，有把握存在的能力，就必须获得历史的经验。

　　迟子建对那段历史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她的长篇大作《伪满洲国》之中。这部小说倾注了作家大量的热情，迟子建说她80年代末在鲁迅文学院读书期间就萌生了创作《伪满洲国》的念头，酝酿准备了近十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才创作完成。这是作家对故乡的一份深情的献礼。

　　反思历史，仍是9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新历史小说”的兴起对迟子建创作《伪满洲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影响。陈思和曾指出：“历史是一种消逝了的存在，了解历史真相，有两种途径：一是借助统治者以最终胜利者的立场选择和编纂的历史材料，如历来的钦定的历史，由此获得的关于历史的总结和看法，我称之为‘庙堂历史意识’，它除了站在统治者的利益上揭示历史以外，还强调庙堂权力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另一种是通过野史传说，民歌民谣、家族谱系、个人回忆录等形式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民间处于统治者的强权控制下，常常将历史信息深藏在隐讳的文化形式里，以反复出现的隐喻、象征、暗示等，不断换取人们的集体记忆，由此获得的历史的看法，我称之为‘民间历史意识’。”③新时期以来，“民间历史意识”逐渐成为作家们表现历史的主要方式，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表现宏大历史叙述所遮蔽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历史与文学发展的进步，它表现了当代社会对个体价值及其历史作用的尊重。但是，完全将存活于民间的历史记忆放在强权控制的对立面上，仿佛失去了其自在性，也是并不十分客观的看法，因此这种概括的有限性也是明显的。从90年代初期起，一批曾被称为“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历史”题材的写作。例如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苏童的《米》、《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边缘》等。在这些小说中，不仅涉及到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所描绘的“文革”、“反右”等1949年以来的历史，更将笔墨伸展到整个20世纪。这些小说处理的“历史”并不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在“正史”的背景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所有这些“历史”题材小说中，都弥漫着一种沧桑感。历史往往被处理为一系列暴力事件，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与五六十年代的史诗性和80年代初期的“政治反思”性相比，这些小说更加重视的是一种“抒情诗”式的个人的经验和命运。④另一方面，莫言、陈忠实等人的新历史小说，成就的仍然是一种伟大叙事和民族寓言，他们对民间的开掘集中在充满野性与强力的人物身上，注重描绘他们传奇般的经历，对暴力的嗜好、对性爱的张扬、对权力的追逐等非常态行为成为其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的笔下，民间世界的中心人物是一些逸出了正统意识形态所规范的“英雄”、“强者”。他们的创作虽然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规范，但亲近了民间的权力运作机制，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场面，激烈的矛盾冲突，构成其作品的结构中心。

　　《伪满洲国》也是一部立足于民间的新历史小说。不过，迟子建在她所构建的历史环境中显示了她对历史的独特解读和对民间世界及其意义的不同理解。从总体结构上看，《伪满洲国》具有“史诗性”作品的宏大气势，时间跨度较大，以纪年体为纲展现伪满时代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空间覆盖面也极广，几乎涉猎伪满占领区所有的主要区域，既有主要城市的居民生活，也有乡下农民的生存情形;既有伪满皇室生活，也有对日军细菌部队和移民开拓团的叙述;既有对抗日联军的书写，也有对中国劳工的描绘;对其他城市和偏远之地的生活则通过商人郑家晴的颠沛流离和土匪出身的胡二的不断迁移来实现。这表明，作家试图全方位立体式的去展现“满洲国”的历史画卷，但是作家又不愿落入传统历史小说的窠臼。吴义勤在《历史・人性・叙述》中指出：“迟子建在这部长篇里书写历史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建构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时，其艺术的着眼点恰恰是那些最细小、最边缘的东西。另外，这部小说于先锋作家的新历史小说处理历史的方式也不同，他们的新历史小说是反讽、调侃、解构历史，而迟子建却似乎表达的是对‘历史’的正面甚至正统的追求。她不是要解构历史，而是要为历史去蔽，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⑤作家以平实的笔法书写了在巨变事端的缝隙间人们的日常生活，将权力的更迭、残酷的战争推至背景，而将琐碎的生活状态凸现至前台，将暴力、杀戮等人性恶冷处理，把人情的温暖和生命的顽强打造成推动文本叙述进程的动力和历史前进的力量。这种类似于萧红式的将历史人性化处理传达的正是女性特有的对繁华与毁灭的审视、对文明的质疑和彻悟。

　　一个个伪满洲国的国民组成了伪满洲国，他们的人生始末就构成了伪满洲国的历史。当然，那些影响深远的大事依然存在，依然发生着对于人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只不过，他们退居幕后，作为一种背景出现。这些大事庞杂交错，织成一张大网，把一个个生命无情且牢牢的笼罩其中，左右他们的命运。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非人性，体验到在巨大的政治战车之下人类生命的脆弱和命运的无可把握性。“人的生之艰难与死之挣扎，以及生命的沦落与生命的顽强”把历史推为幕布，成为小说的主体与主题。“历史能带给人们一种从容不迫的精神，还将给人种种生存下去的方略。”⑥迟子建正是通过对伪满这段历史的追忆，实现了对战争的残酷和非人性的激烈的批判、控诉和鞭挞，对无助的个体被愚弄、被残害的命运的深深悲悯，从而为20世纪以来被无休止的物质、性、权利等欲望鼓荡得骚动不宁的人们，提供了自我反省的精神镜像。

　　三

　　独特的人文景观(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统掌故)是地域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相对于变幻的时代风云，地域人文景观显然具有更长久的意义。它是民族性的证明，是文明史的证明。它能够经受住时间的磨洗，战乱的浩劫，昭示着文化的永恒生命力。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有很多对民风民俗的描写，如秧歌、洗尘、跳神等等。不过，相对于她对自然景观的热情描写，人文景观似乎用墨不多，这与萧红、端木蕻良等前辈作家是有所不同的。迟子建所着力表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人文景观，而是致力于通过对这些民风民俗的描写来展现这一地域文化氛围内人民的生存状况。以《秧歌》为例，这里不仅仅是写作为一种民俗的秧歌，而是一场几乎象征了人生共舞的秧歌，因为人天性的激情和人生认识的有限，因为生活的及时性和不可重复性，人生就有许多的悲喜和种种的对错。试想在人生的舞台上哪个人不得不扭着自己的步态前进，或乐意，或勉强，或精彩，或黯淡。她的《秧歌》很有点老舍《茶馆》的味道，一代一代，有许多的不自觉，人生有许多的重复，变化似乎不大，但又没那么简单，人们各有各的烦恼，但仍执著的生存着。演戏的(小梳妆)、看戏的(女萝的父母)、磨刀的、拉车的、剃头的、洗衣的、开饭馆的、开杂货店的、开珠宝店的、赚死人钱的等等。有黑心的、贪心的、痴情的、相思的，各有各的喜乐，各有各的无奈，各有各的戏，但所有的幸福都是有代价的。《秧歌》真是一场紧锣密鼓的戏，戏里有“辛酸的幸福的温馨”，有激情，有厌倦，迟子建在一篇《秧歌》里写出了人生的大世界。这大约就是迟子建认为的人生，朴素的小人物身上的歌哭。

　　《清水洗尘》，多么富有诗意的题目，可说白了也就是洗澡而已。但小说这里的洗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洗澡，而是一年只有一回的洗澡，是为了迎接新一年到来的洗澡，已成为一种习俗固定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七，进而又演变成一种仪式具有了某种郑重和庄严。这个仪式的完成，与其说是洁净了身体，荡涤了尘埃，毋宁说是一种象征，一种精神需求。综观小说全文，天灶一家洗澡的这个晚上，几乎被各种各样的“小吵”充塞了：天灶和奶奶，天灶和天云，父亲和母亲……可谓一个接着一个。这些“小吵”，从情节的推进来说，避免了单调，掀起了波澜，而从生活的角度看，却显得格外真实，充满了生机，充满了温馨。生活、家庭，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可是这一切与小主人公天灶有什么关系呢?很简单，这就是天灶的生存环境。小说是以天灶为“视点”展开的，一切都是天灶的耳闻目睹，因而一切都对天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小说的后半段，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小冲突，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好像与天灶的“清水洗尘”没有多大关系，但父亲对蛇寡妇的同情，母亲对父亲的深爱，以及最后父母同浴，洗去龃龉，也是一种“清水洗尘”，谁能说这一切没有先化成一道爱的清泉，在把天灶成长的心灵滋润呢?天灶生长在这个温馨的充满爱的家庭里，奶奶爱他，父母爱他，妹妹也爱他，他心中还有什么烦恼不能化解呢?而当心中的烦恼荡然无存时，这个夜晚还怎么能不是美好的呢?当最后天灶真正获得一盆属于自己的清水洗澡时，一切“小吵”都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平和与宁静。天灶沐浴在清水中，更沐浴在巨大的幸福之中。这儿没有一点声音，但我们却能感受到天灶内心那汹涌澎湃的激动。这第一次的“清水洗尘”，对天灶来说简直就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庄严的成人仪式。

　　跳神这一活动在很多东北作家的小说中都有表现，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和《大江》中，都有大段的关于跳神场面的描写，萧红的《呼兰河传》中，也出现了跳神的场面和情节。在迟子建的《伪满洲国》中，也有对跳神的描写，不过她对跳神的描写倾向和目的与端木蕻良、萧红等却不相同。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比较，在《科尔沁旗草原》里，大神带有这样的目的：“让她下来说，咱们府上是命，风水占的，前生的星宿，现世的阴骘，家仙的保佑，阴宅生阳，阳宅生阴，阴阳相生……”“说北天王是恶贯满盈，天罚的，…咱们是仙财，多说点…前世的……”于是，大神临风扫地般跳上跳下，震山价响的响腰铃，丁丁当当的当子鼓，火红鞋、缕红绦……这一切引起人惊奇的震慑的注意的场面都只不过是财主家主持的大戏的道具。《呼兰河传》中的大神与之有相似之处，“大神一闹起来的时候，她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是打着鼓，乱骂一阵，说这病人，不出今夜就必得死的，死了之后，还会游魂不散，家族、亲戚、乡里都要招灾的。这时吓得那请神的人家赶快烧香点酒，烧香点酒之后，若再不行，就得赶送上红布来，把红布挂在排位上，若再不行，就得杀鸡，若闹到了杀鸡这个阶段，就多半不能再闹了。因为再闹就没有什么想头了。”“这鸡、这布，一律都归大神所有，跳过了神之后，她把鸡拿回家去自己煮上吃了。把红布用蓝靛染了之后，做起裤子穿了。”这里的大神是利用乡民的无知和愚昧骗得一点小利而已。

　　迟子建在《伪满洲国》里写到的跳神则大不相同，她所表现的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萨满，而不是民间骗人的大神。人们对萨满是崇敬而信任的，而不像对大神的恐惧和好奇。胡二和紫环的孩子抽风，鄂伦春女人为他介绍了一个老萨满，说给小孩驱鬼招魂最为灵验，十拿九稳。老萨满招魂一段充满了宗教的光辉和神明的伟力：“老萨满穿着件彩色神衣，拿着乌吐文(神鼓)挂着串玛瑙恩克(项链)来了。他哑声哑调的召唤紫环把窗帘拉严实，将门关紧，……地窖子里传来了老萨满沉郁的歌声：孩子呀孩子，波八列，清晨的太阳别错过，晚间的太阳很阴暗，雨间的太阳有彩虹，冬天的太阳时间短。孩子呀孩子，你要回到父亲的身边，你母亲给你准备了花衣服，你父亲给你准备了金子，你母亲给你准备了银子，孩子呀孩子……”胡二的孩子果然没事了，胡二夫妇对老萨满千恩万谢，老萨满在索取报酬的时候，只要了胡二刚买回来的除了他没人能驯服的黑马，“他慢吞吞地走向那匹黑马，那黑马也慢慢地将头转向他。黑暗中胡二只觉得一团更黑的东西迅即的飞到黑马身上，接着是清脆的马蹄声在寂静的夜里像灿烂的水花一样四溅开来。”这里的老萨满充满着神秘的力量。《伪满洲国》里还有对萨满主持的葬礼的描写，将死者骑过的马射杀之后，萨满会取出熊皮神囊中的神牌，将其摆好，然后将已匍匐在地的马尸上的血涂抹在脸上，在篝火的映照下跪拜着，敲击着兽皮单鼓，唱：“呐呀!呐呀!阿弟骐骥，库列伊!卡涛!跟着主人高飞快跑，登上天堂，快乐逍遥!”这样的葬礼是激动人心的。

　　跳神是过去漫长时代中东北的一种土著的民间宗教活动，也即宗教学上所说的萨满教。

　　萨满教作为一种在东北森林中产生的并以此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原始土著宗教，尽管它没有统一的严密的组织，没有正规的教规、教堂、教理和经典――它是多神的、泛神的、即兴的、自由的――因而在社会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没有任何特殊的正规的地位，但是，它却对民间的和民众的心理状态、精神生活和现存生存具有潜在的、有时是非常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在东北过去时代的广大地区，萨满教是一种最古老最有影响力的原始的、土著的民间宗教形态，是东北诸民族文化和民俗形态的母源。“萨满们那灵佩斑驳、森严威武的神裙光彩，那激越昂扬、响彻数里的铃鼓声音、那粗犷豪放、勇如鹰虎的野性舞姿……一代又一代的铸造、陶冶、培育着北方诸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心理素质。”⑦不仅如此，萨满跳神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活动，不但表达了民众百姓驱病禳灾、祈求保佑的生存性世俗性功利目的，而且在深层中表达了人类敬畏自然、减轻生存的苦难与局限、使主体精神与神秘的魅性一道得以自由实现，在永恒和无限中随意的创造自身、解放自身的愿望。

　　萧红和端木在他们的作品中描绘跳神场面时，那种改造国民性和渴望民族振兴的时代性话语与功利目的，使他们以否定性态度，将跳神与民众的愚昧、落后、不觉悟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描绘，这是站在科学主义世界观立场上的历史祛魅。在《呼兰河传》中，跳神是造成小团圆媳妇、一个生性天真身体健康的少女死亡的愚昧而残酷的历史“众数”和力量之一，是说明呼兰河小城芸芸众生愚惰的参照物和显示物。在《科尔沁旗草原》中，跳神的场面被写成是大地主丁四太爷的有意指使和安排，通过大神之口为丁四太爷侵吞北天王财富和为自己暴富的行为寻找和提供“神界根源”，并用以愚弄和欺骗农民与舆论。而在《伪满洲国》里，萨满治好了孩子的急病，为死者超度亡魂，这里的萨满是神的代言人，是优秀的医师，是主持宗教活动的祭司。在原始的文化心理认同的氛围中，萨满在民众的心里，已经从一个普通人被无形中置放在神的位置上。迟子建在小说中对萨满的描写，是站在自然和历史的角度对大自然伟力的附魅。

　　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好像花朵和土地。地域与人的融合所造就的地域文化，就像地之母温润的子宫，能够繁衍养育带有地域特征的精神质子和艺术之花。美国小说家赫姆林・加兰指出：“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做一个无穷的、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未能那样吸引我们，不能像差别那样有刺激性，那样令人鼓舞。如果文学知识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⑧迟子建的文学创作正是以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地域为客体的，对东北地域文化特征的深入表现是迟子建小说的真正源泉，有形的自然环境、民间习尚和乡民的生活情况与蕴含、灌注在这些有形的事物深层的伦理道德、历史传统、人文精神等无形的地域文化才是迟子建小说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