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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子建的作品荣获“鲁迅文学奖”“冰心散文奖”“茅盾文学奖”等文学大奖，部分作品在英、法、日、意等国出版，是当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虽然已有数部长篇，但总体而言，迟子建的文学成就还是以中短篇为代表，这些小说堪称当代文学的传世经典。而在迟子建的中短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块是乡土叙事，它占据了迟子建最大篇幅的叙事激情。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迟子建的美学理想离不开乡土的客观存在。1990年代，迟子建经过一段动荡变换的转型期，走上平实而又绚烂的写作路向，找到了自己独特的意蕴表达，使每一篇小说都焕发着迷人的成熟风韵。从《亲亲土豆》开始，迟子建不再直接依靠自身生活经验或尖锐新颖的意蕴表达，技巧不再生硬外露，叙事朴素自然如天籁，感人至深亦如天籁，如有神助般获得了文学感动心灵的巨大能量。表面看来，她写的都是平凡的小人小事，然而细细品味，它们又绝非庸常的生活故事。她的小说没有城市混沌的烟云，狭窄肮脏的街道，人与人之间的争吵、背信弃义或相互隔绝。她的人物生活在充实执着的内心世界、美丽亲和的大自然和没有经过异化的“自由劳作”之中，他们不为金钱、权力、事业这些世俗生活中诱惑并桎梏人的种种“人生追求”奔波劳碌、明争暗斗。他们超脱这一切为人所累的外物，心中护持着对人间生活无可置疑的生命之爱。这爱是夫妻之爱、家人之爱、乡邻之爱、大自然之爱、创造之爱、劳动之爱……这爱是单纯的、永恒的、执着的，是生命不可割舍的最珍贵最本原的激情与活力。这爱足以超越人生的苦难和忧伤，让人活得安详平和、健康豁达、高贵尊严，它是保存在人类幻想之中、支持人类绵延至今的终极宗教情怀。与如此平凡又超凡、焕发生命光彩的健康人性相伴的，是生机勃发、与人亲和、焕发神性光彩的大自然(包括和谐的人化自然)。人与自然相得益彰，构成一幅生生不息的和谐生态图景――这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是人类经历种种自我制造的灾难，在反思后选择的回归之路，是人类永不衰竭的乌托邦梦想。

　　迟子建的这一转向不仅涉及文学想象、叙事技巧、美学风格等层面，更是一种世界观的确立。从1985年《沉睡的大固其固》对现代性的向往和对乡土的批判，到近期小说回归大地融入自然，迟子建从女性、童年个人感受的直接抒发，到淡远诗意的精心营造，笔调越来越从容婉丽，和煦明媚，现实与理想在人类永恒的温情中和解了。回归生态和谐的理想终于成长为参天大树，呼风唤雨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灵性世界，一个超越实体的终极乡土，这是成熟的迟子建贡献给当代文学的最有价值的思想艺术资源。如果说，在故事性较强的《日落碗窑》等篇中这种精神回归还不明显，那么，在《芳草在沼泽中》、《微风入林》等主体象征比较明显的小说中这种回归自然的理念表达就显豁多了。在《芳草在沼泽中》，她明确宣告了自己的美学信念：“我不能玷污刚刚树立在心中的有关芳草的神话，因为我看到的现实是流着肮脏恶心的脓血的，所以我宁愿相信神话。在我看来，神话也是一种理想和信仰。”①面对人类文明偏颇所招致的现代社会重重危机，迟子建以女性的柔情呼唤心灵的发现，良知的苏醒，以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中和之美呵护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其抗争流俗、批判文明的胆识超越时代，这份旷世情怀必将化为涓涓细流，汇入人类生命的绵延。

　　一 灵性生命

　　迟子建的终极乡土、精神家园是如何建构的?其实迟子建自己早已回答过，那就是一种人、情、景相融为一体的伤怀之美。

　　迟子建喜爱有个性有神性光彩的人，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漠视世俗功名利禄、物质享乐，沉醉于对人、对大自然、对生活单纯真挚的爱恋，心存感恩地体验人生的幸福。他们的心灵世界因而超越爱恨情仇的常态情感，而升华为自然生命意识乃至宇宙本体意识。可以说，他们以最本真的存在方式实现了人作为“灵性生命”的存在。健全的人性在具备感性、理性之外，还应具有灵性。人以感性感觉，理性理解，灵性领悟。“灵”的本义来自充满浓郁自然生命意识的巫史文化：“灵，巫以玉事神。”(许慎《说文解字》)。灵性不同于感性，它不沉溺于物质而是追问着形而上的意义;它超越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不执着于现实世界的“此岸”而向往“彼岸”，追寻自由圆满的理想境界。“灵性”是人类心灵与外物交感兴会而诞生的灵魂超越性，是人性中的神性，是心灵深处升腾起来的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能力，是感受宇宙中真善美的精神本源。灵性能凭借想象上天入地，仰望神圣，俯瞰大地，领悟万物在宇宙中的本真意义，体会属于宇宙的、超越一切的力量，建立心灵与整个宇宙的关系。高贵的灵性能导引和提升感性与理性，激发智慧灵感，使生命充满丰富的意义。

　　作为“灵性生命”，意味着在这个世界，每个人不仅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还是作为整体的存在，在宇宙中的存在，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于生生不息的生态体系之中。所有传统文化都着力使人认识“灵性生命”，因为它是存在的核心。中国文化没有上帝，它不追问存在何以存在，也不以人生即苦的偏激观念拒斥尘世生活，它流连人生，以人间情义为本体实存，是注重中庸和谐、天人合一的乐感文化。在儒家道德修身、人际和谐的主体文化中，融合着虚己无为、顺任自然、返归本真的道家文化，中国传统诗学历来赞赏童心、性灵、性情等绝假纯真、淡泊自然的人生态度和美学风格。因此，中国文化的“灵性生命”是实用理性与巫术情感的交融，人的存在既世俗又神圣，既平凡又崇高，既文化又自然，既现实又超越。然而由于西方传统文化的崩溃(上帝之死)，“灵性生命”这一存在的核心已经遭毁，其影响伴随现代化进程扩展到整个世界，动摇了其他传统文化的根基，包括中国历史悠久的巫史传统。四处扩散的西方现代文化在高扬人作为个体存在之另一面事实的同时，也把为传统所洞识的“灵性生命”――存在之本然的另一面抛弃了。如果从现行制度追溯到文化思维，来查究动摇今日社会根基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精神病状的根本原因，则人类“灵性生命”的丧失无疑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迟子建的文学想象复活了传统文化深刻体认的“灵性生命”，把天真、质朴、善良、自尊等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尊崇的价值还给人性，让扩展的人际之爱、天地之爱、人间欢乐笼罩平凡人生，人物因而焕发神性光彩。热爱土豆的礼镇人和他们朴素感人的爱情(《亲亲土豆》)，为亡妻痴迷于草编、勇于打抱不平的傻子陈生(《青草如歌的正午》)，异想天开追逐梦想的爷孙(《日落碗窑》)，喜欢新奇玩意的胡达老人、与爷爷心灵相通的男孩鱼纹(《朋友们来看雪吧》)，遵从父母遗训不违农时专心劳作的弱智兄妹、迷醉于都柿来抑制悲凉的苍苍婆(《采浆果的人》)，因为善良而一生倒霉、经常醉得找不到家门的酒鬼(《酒鬼的鱼鹰》)，默默送情人上路的痴心男人(《一匹马两个人》)，热爱大自然的声音、死后还回家演奏音乐的灵魂(《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他们的生活并非没有烦恼、痛苦和灾难，他们不得不承受命运的打击，忍受人生的种种缺憾，还常常面对死亡，但坚韧的人间情爱总能护持他们渡过“逝者如斯”的生之苦，让他们感受淡淡忧伤中静静流淌的幸福。迟子建温情脉脉地描写被辛酸浸淫着的幸福，它们的确如同洒满晨露的蓓蕾一样让人心动。在《日落碗窑》中这种缺憾之美得到过于集中的表现：老鳏夫关全和幸运地娶了温柔贤惠、美丽跛脚的吴云华，他喜欢配合妻子跛脚的步伐，两个人手拉手一跛一跛节奏和谐地走着，仿佛一股海浪在暗夜中层层叠叠地涌动;关老爷子和木匠王嘘嘘合作，终于烧出一只艳丽如同夕阳的完美的碗;愚钝的王张罗和因痴呆而连续流产的妻子刘玉香在大家的帮助下保住了儿子;被关小明误伤的爱犬冰溜儿也渐渐恢复了活力和威望。在她的笔下，即使死亡也被淡化为生命的自然延续而得到美的升华。李爱杰用一堆土豆覆盖丈夫的棺材，使他的坟豁然丰满充盈起来(《亲亲土豆》);继父无法排遣伤害宝坠的罪恶感，郁郁寡欢抱憾去世，宝坠却在牛的世界里活得晶莹剔透，并最终得到了异父妹妹的爱(《雾月牛栏》);老头和老太婆相伴一生，相继追随而去，留下一片丰收的麦田(《一匹马两个人》)。即使再次重温丧失亲人的锥心之痛，迟子建也从长歌当哭的悲恸转向明月清风，把哀恸化做清流上的河灯、精灵般的蝴蝶，放飞到遥远的银河之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在商品经济时代精于算计的聪明人眼中，迟子建的人物无异于“痴人”、“愚人”、“智障”，他们的所作所为毫无经济效益，还经常煞有介事地与土豆、蝴蝶、树叶、云彩、蚂蚁对话。然而这些充满爱心的傻子在迟子建的想象世界里活得那么健康美丽，比蝇营狗苟于贪婪算计的精明人更充实，更高贵，更富有人性尊严。迟子建曾在散文《周庄遇痴》中解说她一贯珍爱的“痴”的价值，在她看来，“痴”是一种可以使心灵自由飞翔的生存状态，它像一座永远开着窗口的房屋，可以迎接八面来风。这种对人生的超越性悟识，已然接通了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老庄都曾以无知无欲的婴孩设譬解道。所谓“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②所谓“能儿子乎?……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反之，“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③至于庄子等人外其形骸，临尸而歌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是彷徨乎尘垢之外，消遥乎无为之业，游乎天地之一气的大自由。迟子建的“痴人”，极端如陈生(《青草如歌的正午》)、宝坠(《雾月牛栏》)、疯人院的疯子们(《疯人院的小磨盘》)、大鲁二鲁(《采浆果的人》)，其他人物之所以可亲可爱也都因为某种愚顽的痴情。但他们并非庄子理想中那种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的“真人”，他们是具备自然状态下美好的心灵生活、流连人间情怀、灵性飞扬的人，他们本能地参悟天地人间化育生命的大爱，超越物质主义的世俗欲望，让心灵沐浴情感的洗礼，以一颗爱世界的童心兴致勃勃地营造人间天堂。这种心灵超越并非超然物外，遗世独立，而是以内心充沛的爱浸润外在世界，从而化解、升华人世间所有必须经历的痛苦。痛苦被生命的无限活力逼迫在距离之外，人类从而可以拥有一种看世界的守望者的眼光。

　　二 伤怀之美

　　被神性光辉笼罩的人当然诗意地栖居在世界之中。当代文坛没有谁像迟子建那样激情洋溢、才情挥洒地描写大自然。人类文明进程生产了层层叠叠奢侈冗余的消费品，包裹着人类越来越娇嫩的肉体生存和复杂生活方式。作为人类存在根基的大自然被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覆盖、遮蔽、疏离、破坏。迟子建对所谓文明的发展心怀警惕，在她看来，亲近自然的朴素生活才是真正的文明。20岁以前迟子建一直没有离开大兴安岭，性爱山水、情笃鱼鸟的她熟悉故乡四时循环中所有神奇微妙的景色变迁，大自然在她眼中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和人一样呼吸的事物，所以她满怀敬畏与热爱的激情抒写它们。她能够让身边的一切都浸润诗意情感，敞开天地神人共在的生机盎然的完整世界。谁能忽视迟子建笔下灵光四射、摇曳多姿、形神兼备的大自然呢?《原始风景》中无声无息燃烧着的消魂月光，《东窗》中散发香气温柔养人的露水，《酒鬼的鱼鹰》中夕阳笼罩下山水的层次和深浅，《微风入林》中千变万化的冬夜的晴朗，《芳草在沼泽中》里黑马一样无拘无束奔跑撒欢的黑暗，《疯人院的小磨盘》里忽而如阳光、忽而如雨丝的柳条。这些描写集合匪夷所思的远取譬、儿童般天真恣肆的想象和拟人、细致入微的观察、柔美婉约的笔调，形成迟子建小说又一个风格特征。当阳光可以变成牛奶从天上倾泻下来，变成种子生根发芽，变成刚晒好的麻线当空飞舞，当阳光上下翻滚、纵情歌唱，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它难道不足以点燃生命的激情、艺术的激情吗?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视山林皋壤为文思之奥府。中国文化中的山水、生灵、自然从来不仅仅是人类可资利用的物质资源，它还是与人共在的神秘存在，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的生命世界。泛灵论、活力论等原始思维在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神话传说中源远流长。外来文化，如“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涅�佛性论思想的传播，则进一步为这种充满神秘色彩和审美想象的自然观提供了理论支持。当中国文人面对自然山水时，他们不会把山水看成孤立的、无生命的物体，而是把宇宙自然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紧密联系一起，园柳鸣禽、老树昏鸦、秋水夕照、明月清风，大自然的一切无不散发着活生生的气息，荡漾着生命的光彩，充盈着灵动的“神气”。绚丽缤纷的自然物象后面，无不体现着宇宙精神永恒常在的神秘力量。所以，自然山水的生命就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意识则是自然山水性情的反射。体验自然山水的灵性，感受超越世俗的生活境界，领悟宇宙万象的奥秘和真谛，这是中国诗学独特的审美精神，人与自然充满诗意的谐振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登峰造极的艺术高度。只是在叙事性更强的戏曲、小说中，自然才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沦落为人物和社会生活的穿插与环境。不过，虽然现代文学注重反映社会实践，但新文学缔造者鲁迅、郁达夫及20年代乡土小说家等，都曾经满怀热爱地抒写自然，尽管怀乡之情已然掩饰不住梦醒之后的悲凉。沈从文悖逆工业化进程，以非凡才情重筑人与自然圆融浑成的桃花源，留下人类逐渐远离自然之美时无尽的眷恋。当代文学中的自然成了被征服被改造的对象，因此，汪曾祺清新优美的自然风韵在1980年代初使人大开眼界，成为一个回味无穷的文学事件。事实上，描写自然本是乡土小说的题中之义，因为乡土必然是一块亲族聚居的自然环境。可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乡土小说中的自然再次凋敝，乡土小说似乎丧失了自然赋予它的艺术光辉。在这种情形下，迟子建描摹自然的优美文笔就成为柔韧的反拨。

　　迟子建的自然是被人守护-参与-表现的生态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观照相互欣赏，自由自在又心灵相通。迟子建理想的生存环境是乌回镇那样的地方(《朋友们来看雪吧》)，它与周围的山林河谷没有界限，完完全全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一切景色都坦然与天色接吻而呈现出一派生机。在这样的地方，才可能诞生胡达老人和鱼纹那样健康的人性，才有鄂伦春汉子孟和哲那样强旺的生命力(《微风入林》)。迟子建笔下可爱的人们会聆听大自然的心声，温情脉脉地与草木虫鱼打趣斗嘴;而自然万物也会像人一样思考和感受，灵敏活泼地应和着人的情感脉动。洗衣婆怕落叶寂寞，专程把它送回原处(《秧歌》);跌倒的苍苍婆发现镶嵌着星星的夜空就像一床蓝地黄花的缎子被盖在她身上，令她无比陶醉，索性在地上多躺了一会儿(《采浆果的人》);酒鬼刘年思考阳光落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命运，而阳光则热情地追随他，自告奋勇为他敲门(《酒鬼的鱼鹰》);看着蜻蜓无比羡慕，看着瓜秧子苦苦琢磨的小狗冰溜儿(《日落碗窑》);怕自己的蹄子把阳光踩碎而缩着身子走路的小牛(《雾月牛栏》);还有会流泪的鱼(《逝川》)，如花似玉的鸭子(《鸭如花》)，在夜里伸出触角轻轻把人摇醒的清风明月、溪流花朵(《芳草在沼泽中》)。迟子建的世界就是如此被心灵之光点燃、照亮、温暖、激活。她似乎天赋诗人绝假纯真、接应万物的赤子之心，一种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随物宛转、与心徘徊的灵性灵机。对她来说，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如济慈所说:我觉得鲜花一朵朵地长在了我身上。迟子建孕育了一个童话式的万物有灵的世界，它复活了人类童年的梦，也接通了艺术的源头。更重要的是，它还为生态学哲思提供了精神资源和动力。因为把地球视为活物、生命体的种种假说，正在融入生态学理论建构。源于人类原始思维的“泛灵论”、“活力论”与科学并肩携手，共同奠定生态学的哲学基础。

　　人、情、景融为一体，浸入某种宗教情怀的伤怀之美，这是迟子建珍爱的最高境界。执着人间情爱的单纯可爱的人们，洋溢着生活情趣的淳朴细节，神秘美丽的象征意象，对苦难和缺憾的温情超越，繁花似锦的情节铺排，童心粲然的温馨幽默，与人和谐共处的灵性自然……迟子建在想象中建立了一个终极乡土――一个生态和谐的爱与美的世界。仰望神秘美丽的星空令人伤怀，因为如迟子建所说，它带来了一股天堂的气息，更确切地说，带来了让人自己扼住咽喉的勇气。迟子建的梦想也许经不住现实的一击，迟子建的家园也许缺乏坚实的可行性论证，然而人类灵魂却永远宿命地渴望超越，所以迟子建的伤怀之美是无与伦比的天堂绝唱。儿童•女性•自然•艺术，这四者从来都是血脉相连彼此映照的孪生子。具备儿童的纯真想象，女性的和煦柔情，方可与物无隔，情往似赠，兴来如答，在想象中呈现一幅灵性飞扬的生态和谐图景。迟子建为乡土小说打开了一扇面向自然的窗口，这是乡土小说在拜物教挤对下正在渐渐疏离的传统，同时也是未来时代人类反思与回归的方向。只有自由与和谐，才会给地球带来永远的生机，才会给人类带来永远绵延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