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阅读在平时测试、期末考试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所以，多做一些阅读练习，不仅能熟能生巧，轻松应对考试，最重要的，对于语文学习能力的提高非常有帮助。这篇父亲不写信阅读答案，以供同学们练习、反思和感悟！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下面是敬业的小编醉清风为家人们收集的6篇父亲不写信的相关范文，欢迎借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14岁那年，父亲娶了一个乡下继母，继母带来了一个男孩，比我大几个月，我叫他“喂”。家里陡然增加了两张嘴与“喂”的学费，父亲的脸开始阴沉。到了吃饭时，“喂”总是低头一粒粒扒着碗里的饭，吃完了也不敢再去盛第二碗，因为父亲在旁边冷眼瞪着。只有我与父亲先后离开桌子后，继母才会趁我们不注意，迅速将我剩下的那半碗饭倒进“喂”的碗里，让他接着吃。

有一天，我照例剩下半碗饭，来到厨房悄悄舀了一勺子盐倒进碗里，然后回到桌边，放下碗筷。后来，我看到“喂”吃到那半碗剩饭时痛苦的表情，觉得真是有趣。

高中时，我的数理化成绩非常差，排名落到班里的最后几名。我颓废起来，索性连写文章的爱好也放弃了，父亲暗自着急，却毫无办法。就在这时，报社编辑室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接到了几个学生来信，说很喜欢我不久前发表的某篇文章，鼓励我多写。我迅速振作起来，成绩好了，人也开朗起来。我再度趾高气扬，每天都与父亲高谈阔论，成心要气气数理化比我好的“喂”,不过“喂”并不在意。一个周日，“喂”在学校打篮球，我无意中走进他的房间里，发现他的书桌上散落着几个信封，我拿起一看，都是写给编辑的。我再抽出信一看，是说我最近发表的那篇文章让他深感共鸣，并向编辑打听我的通讯方式。每一封信，笔迹不同，内容也不同，落款也不同，是市里各个学校的名称和地址：一中、二中、三中、职中……我呆呆地看着，有点糊涂。正好“喂”推门而入，我举着那些信封问他：“谁写的？”他本能地反应：“我的一些朋友。”我忽然明白过来，编辑收到的信，一定是他求朋友写的，然后自己骑着车，去各个学校附近的邮筒发信，所以他的自行车总是爆胎。

那天饭桌上，他依然慢慢地数着碗里的饭粒，而很久都不再剩饭的我却端着故意剩下的半碗饭平静地说：“哥，我吃不完，给你吧！”一瞬间，大家都愣住了，为我叫的那一声“哥”。继母首先反应过来，接过去倒在他碗里，想笑，却哽咽道：“妹妹的剩饭本来就是哥哥吃的。”他埋头欢快地吃起来，我的眼睛却顿时被泪水模糊了。

(来源：网络美文 时间：2008-12-21)

1.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本文的内容。

2.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我”的家庭对继母带来的男孩极不喜欢？

3.文中划线句中的“数”很传神，写出你的理解。

4.文章结尾继母的哽咽和“我”的流泪分别包含着什么样的感情？

二、一张忘取的汇款单

工作后，我极少打电话给父亲，只是在每月领了工资后，寄500块钱回家。每次到邮局，我总会想起大学时父亲寄钱的情景。四年来，他每月都要将收废品挣到的一大把卷了角的零钱，在服务人员鄙夷的眼光中，谦卑地放到柜台上……而今，我以同样的方式，每月给父亲寄钱。邮局的人，已经跟我相熟，总是说，半年寄一次多方便，或者你给父亲办个卡，直接转账，就不必如此繁琐地一次次填地址了。每一次，我只是笑笑，他们不会明白，这是我给予父亲的一个虚荣。当载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在门口高喊着父亲的名字，让他签收汇款单的时候，左邻右舍都会探出头来，一脸羡慕地看着他完成这一“庄严”的程序。父亲会在汇款来到的前几天，就焦虑而又幸福地等待着。去镇上邮局取钱的这天，他会像出席重要会议一样，穿上最整洁的衣服，徒步走去。一路上，总会有人问，干什么去啊？他每次都扬扬手里的汇款单，说，儿子寄钱来了，去邮局取钱。对于父亲，这应当是一次幸福的旅程吧。别人的每次问话，都让他的幸福加深一次，而那足够他一月花费的500元钱，反而变得微不足道了。

汇款单上的附言一栏里，我和父亲当年一样，总是任其空着。我曾经试图在上面写过一些话，让父亲注意身体，或者晚上早点休息，但每一次写完，我又撕掉了。邮局的女孩子总是笑着问我：写得这么好，你爸看到会开心的，为什么要去掉呢？我依然笑笑，不做解释。这不是我们彼此表达关爱的习惯。只有一次，邮局的女孩特意提醒我，说：建议你这一次在附言里至少写上一句话。我一怔。她继续说：等你父亲收到汇款的时候，差不多就到父亲节了，这句话，可是比你这500块钱重要多了。或许整个小镇上的人，都没有听说过父亲节，这样一个略带矫情的节日，只属于城市。但我很顺从地依照她的话，在附言栏里一笔一画写下：祝父亲节快乐。

但正是这张汇款单，父亲不知为何，竟忘了去取钱。两个月后，钱给退了回来。我打电话去问他。他说：忘了。我有些恼怒，因为自己写下了祝福，他不仅没有一句回话，竟是连钱也忘了取。去邮局补寄的时候，我气咻咻地讲给女孩子听。她凝神听了一会儿，插话道：我觉得未必是你父亲忘了，说不定他是想要将这张有祝福的汇款单留下做纪念呢。我愣住了，随即摆手，说，怎么可能呢，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细心的人。

但父亲，的确是这样细心的人。而且，这个秘密，他自始至终对谁都没有讲过。那年春节，我无意中拉开父亲的抽屉，才看见了那张被他放入收藏盒中的汇款单。那句短短的祝福，父亲早已看到，且以这样的方式，藏进了心底。

(来源：网络美文 时间：2008-12-19)

1.“我”为什么要坚持每月用填写汇款单的方式给父亲寄钱？

2.怎样理解父亲取钱时的“庄严”程序？

3.儿子表面上很了解父亲，他真的很了解吗？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来？

4.文章的标题有什么含义？

【参考答案】

一、1.继母带来的男孩用默默的支持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对他敌意的态度。

2.对男孩称“喂”;父亲的冷眼和阴沉的脸色；“我”故意在剩饭里放盐；在男孩面前趾高气扬。

3.写出了男孩复杂的内心活动：既想去盛饭，又惧怕父亲和“我”反对，只好慢慢地拖延时间。

4.继母从称谓变化感受到了“我”对男孩的接纳，喜极而泣；“我”因以前对男孩的恶劣态度感到愧疚。

二、1.想满足父亲在乡邻面前因为儿子出息了所感受到的光荣和自豪。

2.父亲取钱的前后过程犹如登上舞台给别人表演的过程，半生的穷困窘迫，终于换来了如今的扬眉吐气，儿子的出息给他带来了无上荣光，这正是他含辛茹苦所盼望的，对此当然要“浓墨重彩”对待了。

3.不了解。儿子认为在汇款单附言栏里写问候的话不是父子间表达情感的习惯，可结果写了祝福语言的汇款单却被父亲当成了永久珍藏。儿子认为父亲不是细心的人，可结果父亲心细得让儿子吃惊。

犹记得那年，我被某所女校录取，头一次与父母异地分居的情景。那时候，常常未满三天我便接到一封信，都是当时任某保险公司分社社长的父亲写的。信封上总是排列着几个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的大字——“向田邦子阁下”。初次见到时，当真令我手足无措。当然，父亲给自己的女儿写信时，用“阁下”这个字眼的，本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但是对我来说，仿佛就在四五天前，父亲还在“喂！邦子！”这样的大叫大嚷，再不就是挥舞着拳头毫不客气地招呼在我们身上。但今天却突然变得如此郑重，这天壤之别真是让我既感到光彩又难为情。

信的正文总是从彬彬有礼的日常寒暄开始的。其后再转到什么在东京新购的房子摆设如何啦，庭院里又新栽植了哪些花木啦，诸如此类的家常话。而且在行文之中，父亲直接把我改称为“您”。

“以您目前的学习来看，最难的应该是汉字吧。但是，既然选择了这一科，就请努力吧。时而翻阅一下字典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啊。”末尾也一定会加上这样的叮咛或勉励。

每当这个时候，平日里只穿着一条内裤在屋子里来回乱晃、酗酒严重、不知怜惜地追打妻儿的父亲的影子，在我心里早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父爱与尊严、毫无瑕疵的父亲的形象高高耸立。被公认是暴君，但也十分爱面子的父亲，用如此温文尔雅的笔触给自己的女儿写信，或许，只有在信里，才能告诉我一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羞于矫揉造作、但却充满舐犊之情及鲜为人知的真实父亲吧。

有时也会有一天来两三封信的情况。结果，异地求学结束时，父亲的信早已铺天盖地般淹没了我的宿舍。我把它们束扎起来，存了好长一段时间，但现在已不知放到哪儿去了。父亲64岁时与我们分手了。之后，那些信陪伴我走过了30多年的路途。每当展开信，读着字里行间跳跃着的亲情，总是会回想起父亲的音容笑貌。

这些包含怀念与回忆的信札诚然是父亲的一部写真集，但是比这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父亲与三妹合写的无字明信片。

在战争结束那年，我家变成了汪洋大海，一家人勉强捡回性命。这样下去，一家人早晚都要送命。于是父亲决定把三妹送到甲府，名为转学，实为逃命。

三妹走之前的那晚，一家人围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无语。母亲低头缝着为三妹赶制的衣服。用的是当时最昂贵的白布。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大摞明信片，一个人趴在桌旁默默地写着什么。

“喏，走的时候带着这个。在那边若是健健康康地活着的话，就在这上面画一个圈，每天寄一张回来。家里的地址我已经全都写好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打破沉默，缓缓地说。三妹当时认字还不多，更谈不上写了。

于是翌日一早，三妹就上路了。随身行李除了一个饭盒，剩下的就是那个盛满了明信片的大背包。看着三妹瘦小的身影渐渐被朝阳吞没，想到下次的相会遥遥无期，我的心就一阵阵地揪痛。

一周后，第一封明信片寄来了。父亲一把抢了过去，只见上面用红铅笔画着一个大大的、很有气势的圈，仿佛都要溢到纸外了。末笔的附言是别人的：“我在这儿受到当地妇女协会的热烈欢迎。食物有红薯饭和脆饼干，比在东京吃的南瓜蔓强多了。所以我画了一个很大的圈。”

可是第二天来的圈急剧缩小，仿佛是极不情愿画上去似的。再往后的日子里，圆圈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了一个叉号。这个时候，正巧住在与甲府不远的二妹决定去看望三妹。当时正坐在学校围墙下吃梅干的三妹，一见自己的姐姐来了，“噗”的一声吐出梅核，“哇”地哭了出来。

不久之后，带叉号的明信片没有了。第三个月，母亲去接三妹回家。据说当时母亲去的时候，正患严重咳嗽的三妹在一间不足4平方米的房间里呼呼大睡，头上生满了虱子。

三妹要回来的那天，我和弟弟把自家菜园种的南瓜全摘了下来。从两手抱不过来的大南瓜到手掌可容的小南瓜。以往见到我们摘下不熟的瓜就会大发雷霆的父亲，那天竟一个字也没说。我们把二十几个南瓜一字排在厅房，这是惟一可以让三妹高兴的事。

父亲的情书一直被母亲珍藏着，信封上写着惠姨的名字，内容是写给母亲的。

父亲年轻时当兵，复员后与曾是小学同学的惠姨谈起了恋爱。在他们那个年代，自由恋爱还不太被人接受，惠姨家条件特别好，奶奶不相信她会真的下嫁给父亲。所以，惠姨第一次跟父亲回家就被奶奶赶出了家门。无论父亲怎么恳求，奶奶就是不松口，又在短时间内安排了父亲与母亲的相亲，并以死相逼。至孝的父亲终于投降了，但私下里却和母亲达成协议，必须允许他与惠姨通信。母亲是个善良寡言的女人，而且从相亲那天开始就真正喜欢上了父亲，所以，对于父亲的无理要求，母亲委屈地答应了。

惠姨在父亲婚后一个人去东北，然后音信全无。父亲几次跑到惠姨娘家要联系方式都被冷拒门外。半年多后，父亲才平息下来，开始和母亲过日子，只是人沉默了许多，而且坚持给惠姨写信，写好了用信封装上，贴上邮票，然后锁在一个小箱子里。

对于这一切，母亲好像都没有在意。

年复一年，平静而烦琐的日子里，母亲的善良与包容渐渐取代了惠姨在父亲心中的位置。两人之间也渐渐有了很多的默契，父亲对母亲也一天天地关怀多起来，偶尔还会下厨为母亲做些饭菜。或者到集市上给母亲买些衣物，每一次，母亲都会眉笑眼开得说不出什么。

父亲依然写信，然后锁进箱子里。母亲越来越不在意，毕竟父亲有时还在想着她，母亲很知足。

婚后第五年，母亲生我，难产。父亲守在产床前。母亲很艰难地拉着父亲的手：“我走了，你去找惠吧，听说她还一个人。”

父亲第一次大声怒喝母亲：“瞎说什么？我要你好好地给我养活我的孩子，而且我还有信没给你写完！”

“信？”母亲惊诧，父亲从来没给母亲写过一个宇。

“箱子里的信，写给你的，你还没看过呢……”父亲泣不成声，“等回家我拿给你看。”

母亲终于平安地生下我回了家。父亲开了箱子的锁，拿出信，一封封地读给母亲听，开始是写给惠姨的，然后说到母亲的宽容、勤劳、平和，说到母亲的到来给枯闷的家庭带来的生机，说到父亲的自责、歉意，称呼从惠慢慢变成了母亲的名字――兰，“我感觉我越来越喜欢这个有兰在的家”，这成了后来父亲写得最多的一句话。

一

1981年3月，我出生于鄂西汉江边的平湖乡东沟村，一个部级贫困县中最偏远最贫困的村庄。从小，我就尝尽了贫穷与落后，所以，很早就想走出这片土地。

1998年3月，在部队当过7年铁道兵的父亲刘庆余被乡亲们推选为村长。我爸上任后，一心想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当他听说本村每年3000亩地的棉柴和山坡沟渠旁上万棵白杨树是制作夹板的材料时，就萌生了办夹板厂的念头。可有关专家来村考察评估后，匡算投资需134万元。这134万元对尚未解决温饱的乡亲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为筹钱，父亲发动村民给在外工作的亲朋好友写信求援，他也四处求领导找战友帮忙。

一晃半年过去了，因村里条件太差，来村考察的人也有，就是没人投资，急得父亲在村民大会上宣布：谁能招来商，为谁树碑立传；谁能引来资，咱就把他当神敬！

正当父亲为办厂愁眉不展时，这年的12月10日，父亲在部队当兵时的战友杨大年带着丰厚的礼品从温州来到俺家。只见他抓起高级香烟和糖果大把大把地撒在桌上，还殷勤地招呼看热闹的人们随便取用。在给我父亲递名片时，他好像是故意掏落一张银行存款单，父亲拾起来一看，啊！200万元存款！

父亲赶忙让我妈拿出仅有的300元钱，找来两个村委，分头到县上和集上买酒买菜，还让我和妹妹把正下蛋的老母鸡杀了招待他。

父亲把杨大年推向上首，说：“老弟呀！时隔17年你还记得我这老哥，实为难得呀，”杨大年在觥筹交错中脸色涨红，感慨地说：“要不是你刘庆余在当年焦枝铁路施工中救了我，哪会有我杨大年的今天；要不是战友把你的求援信转给我，我还不知道你引资办厂有难处呢！”

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父亲想和杨大年详细谈办厂的事，便让我和妹妹春兰帮他收拾客房。

我和妹妹刚一进屋，杨大年突然对我爸说：“庆余，你们不是正物色人员跟我到温州参加培训吗，我看就让大侄女先跟我去吧！”

父亲点头笑着说：“只要你当叔叔的中意她就按你说的办。”

当父亲问我愿不愿意去时，我觉得这事太突然，但为了让俺村早日脱贫致富，我还是点头同意了。

二

1998年12月15日下午，我随杨大年搭上了南下的列车，以后又换乘汽车，最后我俩在一个小镇下了车，杨大年带我走了两个多小时的羊肠小道，我惊疑地问：“这是温州吗？”

杨大年发出冷笑：“温州在南方，咱现在已到了北方。”我打了个冷颤，惊慌地问：“你，你是……”

杨大年不与我多说，生硬地拽着我的胳膊，把我带进了一个山洞。这山洞弯弯曲曲，人称防空洞，据说是六十年代挖下的。

洞里早已有人了。听到外面走近的脚步声，里边的人怪声怪气地叫道：“老杨本事真大，又哄来个大姑娘。”

杨大年狞笑着答：“这小妞，我一人还服不了她，来，帮我一下。”

两个歹徒上前把我按在地上，杨大年一改前几日文质彬彬的样子，一把扯掉我的衣服，我拼命反抗，但力不从心，被他们打昏在地。

当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心想，迟早都是死，迟死不如早死，我准备以死来抗争，免得再受凌辱。可他们给我戴上一种叫“袖竹”如刑具，就是将两手臂各套在一根竹筒内，竹筒下端封闭，上端用绳子戴在脖子上。为了大小便方便，穿的是一种特制的破裆裤。

几天后，山洞里来了一个40多岁的“独眼龙”，他像打量牲畜似地上下打量我一番后，便挟持我上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我这才明白杨大年把我卖了。

我扑通跪下去，哀求道：“大叔，你行行好，放了我吧！”独眼龙问：“放了你，我那8000元谁给？”

这时，一个汉子走过来问杨大年，老杨，你还能引黄花女吗，你引来一个，我给你一万。杨大年沉吟了一下，眼睛忽地一亮：“有！”他指着我说，她们村里小妮多着呢。汉子又问：“你还敢去吗？”

“敢！”她们村的小妮正等我的信来参加技术培训呢。说完，他找来笔，塞到我手上，恶狠狠地说：“按我的口述给你爸写封信，让你妹妹带13个小妮，每人带2000元学习费跟我一块来。”

我把笔摔到地上。杨大年一把抓住我的头发，举着匕首威胁道：“你不写，我就杀了你！”在他们的毒打逼迫下，我不得不写了这样的信。

三

当天夜里，“独眼龙”逼我和他举行“婚礼”。“拜天地”时，我猛地挣脱将头向桌沿撞去……但人们好像一点也不吃惊，几个大嫂给我包扎后，人们又继续地欢声笑语……

“独眼龙”把我关在小屋里，我稍有反抗，就会饱尝皮肉苦。我想逃出去，但这里的村庄像棋盘格一样，巷子直来直去，出门走很远，仍一眼能看见。

这样的情景持续了两个多月，我明白眼前的处境，只能“智取”不能硬拼。

这天，当“独眼龙”打开锁走近我的床前时，我向他露出了笑脸，还帮他脱衣服。“独眼龙”以为是自己打骂有了效果，笑嘻嘻地对我说：“春梅，你早这样还会受折磨吗？”我说，我也想通了，反正我已怀上了你的孩子。

“独眼龙”开始信任我，开始让我干买盐、买油之类的家务事。至此，我才知道这是山东河南交界处的一个名叫孟营村的小山村。

半年后的一天，独眼龙让小姑子带我一块到平湖集上买化肥，在横过马路时，一个年轻小伙子骑着一辆摩托车急驶而来，将我撞倒了，腿部受了伤，小姑子上前泼口大骂那小伙子，一个念头突然在我脑海里闪现：何不支开小姑子乘机逃走？

于是，我故意大声呻吟，小姑子不知所措，我对她说：“快去把你哥叫来。”小姑子听后，对骑摩托车的小伙吼了几声就匆匆走了。

她走后，我忙对骑摩托车的小伙说：“你撞伤了我，我不怪你，我是她哥买来的媳妇，快点送我逃走。”小伙子听此，忙把我扶上摩托车朝平湖集北边公路上急驶，走了不远，见路边停着一辆藤州开往济南的长途汽车，正在上人，小伙子刹车后塞给我200元钱说：“大姐快上车吧。”我接过钱，百感交集，急忙上了长途汽车，而泪水却抛洒在沿途。

四

我历经磨难回到了家，一见父母，便泣不成声地控诉杨大年等人对我的折磨，可父亲说啥也不相信，他还训斥我说：“一定是你不好好干，人家把你开除了，你这一回来，可坏大事啦！人家刚答应你妹妹带去的13名学员培训完，就给咱村投资100万。”在旁的乡亲们也应和着说：“是呀，是呀。”

我气愤地含着泪说：“乡亲们呀！你们咋这么糊涂！咱村是要投资，可总不能拿骗子当财神呀！”

父亲仍是不相信地问：“你知道上当受骗，还为何写信让他再带人去培训呢？”我哭喊着：“我不写行吗？!”说完，我让几个大嫂看了我身上被打而留下的疤痕和隆起的肚子，她们才信我的话，纷纷大骂杨大年不是人。

原来，杨大年拿着逼我写给父亲的信，又回到了俺村。父亲看了信后又按杨大年的要求，经过考试，除我妹妹外，在村还挑选了13个初、高中毕业不久的女青年。这13个女青年家里的人卖猪、卖牛凑够了各自的2000元培训费，在我妹妹带领下跟杨大年走了。

春兰和13个姐妹一走就是半年，在此期间她们都没有给家里写过信，每当她们的家人找我父亲问此事时，父亲虽也有些焦急，但他总以学习紧、抽不出空写信来推诿。

如今，父亲们的愤怒责骂，恰似一发重型炮弹震撼着父亲和在场村干部的心。父亲赶忙掏出杨大年给他的名片，给杨大年打电话，可哪能打得通！父亲又打电话和杨大年同乡的几位战友联系，才得知杨大年曾因拐卖妇女被判刑，刑满释放后，便长期流窜在外。

在事实面前，父亲才相信杨大年是个骗子。他边打自己的耳光边悔恨万分地说：“我对不起乡亲们，我不该把闺女们往火坑里推呀！”

我的家乡辽宁省西丰县金星满族乡宝兴村下乐群屯，是一个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小山村。父亲和母亲还有乡亲们在那里养育了我，使我度过了温馨的童话般的童年和少年。

一直躬耕田园、当过国家支边柞（Zhà ）蚕技术员的父亲是我学习汉字的启蒙老师，是使我迷恋于汉字和写作的好老师。我刚刚记事时，父亲对我讲，穷人的孩子念书不容易，小时候家里很穷，他八岁就没有了母亲。在我祖父的拉扯下，他好不容易断断续续地念了两年私塾。若不是我祖父省吃俭用地供他上学，恐怕他一天书也念不上呢！所以，父亲在感谢我祖父的同时，便在我上学之前就把他会的汉字都教给了我。一天，母亲正教我数数，“一二三四五……”父亲听见了，走过来说：“会数还得会写。爹教你识字吧！你妈妈说的‘一’，这样写——就是一大横；‘二’呢？是两大横，‘三’呢？是三大横……”我跟着学起来，“‘一’就是一大横，‘二’就是两大横，‘三’就是三大横……”哦，汉字很有趣啊！父亲见我学得很快，很高兴，说：“接着学‘四’，你说说‘四’是不是四大横呀？”我想“九”能够是九大横吗？那写起来多麻烦，不会的！父亲见我没有马上回答，便很认真地说：“‘四’不是四大横，是这样写的。”说着在地上用柴火棍儿写了出来。我很佩服父亲不但能教而且会教，像教“人”字，父亲站在地上说：“‘人’就像一个人叉开双腿站在地上的形状……”这样一比喻，我马上就记住了。还有“日、月、水、火”等字，父亲都采用这种方法教我。

父亲教会了我很多汉字，同时也教会了很多汉字互相组合的方法。我觉得汉字的组合太有趣了，这些方块字像排队似的，一会儿竖排，一会儿横排，一会儿斜排，我可以指挥它们，一会儿说明这个意思，一会儿说明那个意思。明白了这些，我便开始“指挥”它们了。第一次是因为我和弟弟要剪驴毛扎毽子，邻居大伯训斥了我们，我很不高兴，便弄来半截儿粉笔在一木板上写上他的名字，名字下面还写了“大王八”三个字。当时，我知道这话是骂人的，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我们把木板插到路边，父亲看见了，知道是的，很生气，便把木板拿了回来，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叫我把字擦掉。父亲说：“学会了汉字，要将它用在正确的地方，不能拿来骂人。”

我记住了父亲的话，以后再也没写“某某某大王八”之类的话。一天傍晚，我背着书包刚进家门，就见那个邻居大伯在和父亲聊天儿。我想起上次发生的那件事，感到不好意思，正要躲开，父亲叫住我：“你大伯的亲戚来信了，你给念念，再帮忙写一封回信。”我只好先念信，那字写得很潦草，实在辨认不出来的就问父亲。好不容易终于念完了，我说没写过信，父亲便说：“学嘛！这是正事，我教你写。”我心想：“就是汉字排队嘛，不排错了就行！”可是，写起来真不是那么简单。通过父亲的指点，我很快就把这封信写完了。邻居大伯竟然夸奖我说：“好小子，刚上小学就会写信了，有出息！”

邻居大伯逢人便说我会写信了，于是村里那些不识字的叔叔阿姨便来找我，让我代他们写信。我觉得指挥汉字写信挺有趣，就给他们写起来。春节时，乡亲们都来我家请父亲帮他们写春联。父亲忙不过来，便叫我来写。我便学着父亲的架势，认真地写起来。看见乡亲们高高兴兴地拿着对联的样子，我心里像吃了蜜糖一样，觉得父亲说得太有道理了：“学会了汉字，要将它用在正确的地方！”从那以后我更加爱惜汉字、迷恋汉字了。

写信打下了作文的基础，从小学到初中，我没有感到“作文难”，反而觉得作文是件快乐的事情，喜欢作文也从作文中得到了许多快乐。

作文得高分，被老师作为“范文”念给同学们听，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于是“良性循环了——越写越爱写，越爱写写得越好。到了师范学习时，学校的宣传小组还把我这个学数学的选去搞宣传。师范毕业后，我当了中学数学教师。那时，公社选广播编辑竟然选中了我。虽然我没有学过新闻写作，但我边干边学，加上原来的写作基础，竟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连年被授予“优秀通讯员”荣誉称号。我写的那些稿子被广播、被刊发，我收获了一个个快乐。也正因为这些成绩，我先后被县委、市政府选调去工作，后来省政府办公厅也想调我去工作。这期间，我不仅写新闻、机关公文，也开始创作故事、小小说、散文、寓言，收获了更多的快乐。1991年8月，我的第一部寓言集《红眼睛冠军》由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吴梦起老师亲笔作序，给了我很高的评价。他老人家还把著名寓言作家金江老师介绍给我。通过金江老师，我结识了樊发稼、张锦贻等寓言大师，他们都给了极大的关注与帮助。发稼老师介绍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锦贻老师为我的第一部童话集《补月亮》亲笔写了序言。

我写童话是10年前开始的，是吴梦起老师引我走上童话创作之路的。吴老对我说：“写童话吧！写童话使人年轻。”于是，我开始尝试写这个体裁的文章。在写作童话的过程中，我深深理解了吴老“写童话使人年轻”的涵义。“年轻”是指作家心理上的年轻，始终保持着一颗宝贵的童心。有童话作家说，有童心才有童话。这是极有道理的。童心，是纯洁、天真、美好的。童话自然也应当是纯洁、天真、美好的。因此，我回忆自己童年的心理、童年的往事、童年的感受，把它们作为童话作品里主人公的言行基础；我更加注意和孩子们交流，亲近他们，观察他们，了解他们，努力使作品贴近他们。这样，我感到了自己像个孩子，没有感觉到自己“老之将至”了，心理总是年轻的。也许心理对容貌有某些影响的，虽然我不觉得自己长相年轻，但不少朋友总说我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他们还戏称“你显得年轻可能和你写童话有关吧！”

把写作变成快乐，写作里有快乐。只要我们坚持去“变”，就一定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写作里的快乐就属于我们！

[作家登台]

杨福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理事、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儿童文学学会理事、铁岭市政府办公室公务员、铁岭市儿童文学学科带头人。

今年六月，晓风在整理公安部发还她家的书信中发现其中一封舒芜写给胡风的信中竟抄有一封我父亲给我母亲的信（见附信）。这是惟一一封见到的父亲给母亲的信，当然很珍贵。我仔细读了，信中谈到“拿走日记本”一事，推想父亲当时在北碚。晓风告诉我：胡风1944年3月26日的日记上记有一笔：“得路翎信、舒芜信”，那么，可推定写此信日期应是1944年3月25日。

1939年母亲在湖北巴东联合中学时，女友李世玲给她看了徐嗣兴的照片，母亲看后印象很深，衷心为女友高兴，希望他们能顺利结婚。但1944年初，他们还是分开了。

那时，父亲在重庆育才学校任“小先生”，母亲在湖北松滋新泰乡中心小学工作，母亲和李世玲好久没有联系了，很是惦念，为了找到她，母亲往父亲的地址写了封信询问女友的近况。父亲回信详细地叙述了和李分开的情况。回信寄到宜都母亲所在的外婆家，说来很巧，本来全家是上午要离开那里的，后因有事拖到下午，正好下午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就这样，两人开始了通信往来。

1941年母亲在松滋、长阳等地一年多，父亲给她的信都能收到。父亲在信中不谈爱情，都是鼓励母亲的话，并启发母亲也可以练习写作。有一次他寄了一本书给母亲，上面有他的作品，用了“路翎”这个笔名。他在信中写道：“上面有我的东西，你猜，我不告诉你哪个是我写的，你猜”。母亲没有猜着。信中他还建议母亲读《大众哲学》及其他的书，还谈到文学。他建议读的书母亲都很喜欢，母亲感到他写的文章和别人的不同，他那么年轻，经历的生活却似乎很沉重。

1941年离开松滋时，母亲把自己所收的信和自己的照片托付给一个信任的同事保存，没想到却在逃难时丢失了，那里面就有一些父亲给母亲的信。听母亲说，当时的来信很多，有长有短，字都不大，为省纸，每一格还要写上两行，可是，写得很有感情。这其间母亲还给父亲寄过一张她骑马的照片。

1942年母亲要到重庆，父亲回信：“好吧，你来吧，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呢。”这时父亲在重庆南温泉政治学校。母亲到重庆工作后，1944年一次见面时，父亲向母亲表示：我们结婚好不好？母亲答应考虑，得先问问家里。父亲当天就把带着的日记本交给母亲，他头天的日记上写着：“我今天进城去，进城决定我的命运。”母亲第二天见面时也带去了她的日记本，他问母亲，家里有信吗？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母亲一直没有回答，父亲又热切地问，母亲想，不好说就是了。母亲说：“我对你的态度，你应该了解。”后来父亲就不再问了。

和母亲聊天，她几次谈起一见钟情的爱是有的，她对我父亲就是。我想那是太难得的电影中关于爱情的美满故事。母亲说她爱父亲，所以生活中什么碰撞都能克服。年轻时看父亲写作很辛苦，便决定生活靠自己，要兼职工作来帮助父亲。我幼时被托在黄桶树姓吴的人家，父亲隔一两天就去看我，并写信告诉母亲我的详细情况。1946年，母亲先带我从重庆回南京，提前安排好父亲的吃穿住。父亲差不多每天给母亲一封信，有时信忘记发出，母亲一夭能收到两三封信。1948年父亲为了集中精力写作，和母亲商量他不工作行不行，母亲尊重他的意思，欣然同意了，以给他较大的写作空间。

1955年到1980年，在父亲遭受冤案的漫长几十年的等待中，母亲面对狂风暴雨，没有唉声叹气。她坚信父亲是好人，对父亲执着的爱使她无怨无悔。她淡定地面对现实，以平和的态度抚养我们，在坎坷多难的生活中始终坚毅沉稳，开朗大度后，母亲的幸福溢于言表。她拖着带病的身体陪伴父亲，接待关心父亲的友人和来访者，整理父亲的书稿。她回首往事时，总是不温不火地慢慢诉说着。她时常对我们说，她很爱看父亲的信，信写得比他说的生动得多，看他的信觉得比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还要有意思，在他们心目中，他们的爱情是那么的神圣，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家庭幸福的基础。

遗憾的是，寄托父母亲情感的那五百封信都遗失了。然而阴差阳错地，却通过舒芜的笔保存下来了现在这一封；更遗憾的是，我母亲现在已不能说话，没有了意识，她正在生死线上挣扎着，无法向我讲述写这封信时的情景和现在的感受。只有这封信所传达出的深情在向我们诉说着，诉说着……

附舒芜致胡风信：

谷兄：

星期天，宁兄的余小姐来，次日回城。托她带了给你的书和信。

今天下午，宁兄给我看了她的一封短信。信上大概说：“ 我觉得在你那里，我是微小的，不重要的，附属的东西。这种状况，我不能忍受，因此我想脱逃。”以下，说她打算跟她叔父到新疆去。

晚饭后，陪宁兄下街喝酒，我什么也不能说，无能为力。回来，他又给她写了一封信，给我看了。以下，是他的信：

下午，接到你的信后，给你写了一封信。发信后，走到水边去站着，希望能想一想；听到吹四点钟的号，就想马上赶校车到重庆来见你――但身边没有一个钱，并且最近不可能有钱：希望一点稿费，那篇《蜗牛》又莫明其妙的被抽掉了。回来后，想到你底两本日记，但遥寻不着；想是你悄悄地拿走了，或是弄掉了。 你想我是如何的痛苦？

没有钱，动弹不得，想明天天亮的时候动身走来，但也不行，因为这还是要钱的。我想，糟也要糟在这上面。

现在，我去喝了酒：我完全涣散了，不能克制自己。我觉得：假如你真的爱我――我确信这个，你不应该如此的残忍。